META 18

2011-12-13T19:33:00.002+08:00

META 18「免消費」經已出版！

雖然「便宜莫貪」四個字有如祖宗家訓，但我們只要聽到「免費」兩個字，都樂意聽聽那是甚麼一回事。免費是否只是補貼和推廣這麼簡單？今期META訪問了學者蘇鑰機及Omnicom Media Group行政總裁Jackson Kwok，由免費報紙講到如何活用「免費」這種推廣手法，拓闊我們對「免費」的想像。

你知道父母童年玩甚麼，但猜到將來的玩具是怎樣嗎？今期文化專題邀請你一起探索未來玩具。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 18精華內容：
1. FEATURE：「港式」免費報紙的發展空間
2. 樣版戲：日劇脚本家──這是最壞的時代？

META18 樣版戲：日劇脚本家──這是最壞的時代？

2011-12-13T19:29:00.001+08:00

文／陳國榮
編輯／何子豪

脚本，是日語「劇本」的意思，關注日劇的觀眾應該不感陌生，劇集片尾字幕通常第一個致敬的就是「脚本」，反映出編劇在日本影視圈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2009年日本編劇界卻爆出一宗「醜聞」：電影《Amalfi──女神的報酬》幕後製作人員名單之中，編劇一欄懸空。這在日本影視史上前所未有，引來編劇界、日本劇本作家協會及日本放送作家協會強烈批評，指安排輕視編劇的角色，不能諒解。東寶映畫電影製作公司解釋這是原作者與導演協商後的結論，非技術性失誤，無人需負責任。事件雖然歸結為一場誤會，卻意外勾起外界對編劇行業生態一番省視：隨著日劇市場疲弱，編劇界應如何自處？（註：本文關於日劇的討論範圍主要集中在日本民營電視台，不包括日本放送協會／NHK）

日本編劇地位之高，為亞太地區同行所不能想像。當紅編劇與一線明星平起平坐，能主導劇集製作，包括欽點選角。例如北川悅吏子（《跟我說愛我》、《悠長假期》和《美麗人生》編劇）的御用男角就是日劇之王木村拓哉，其文集《戀愛之神》便不厭其煩地炫耀她與一眾俳優之間的往來。鬼才編劇宮藤官九郎則喜與長瀨智也合作（曾出演《池袋西口公園》、《虎與龍》和《自戀刑警》），當中大部分配角又是指定班底。除此之外，日本放送作家協會為提升編劇地位亦不遺餘力，曾倡議建立劇本檔案庫系統、組織日韓編劇交流活動，如2008年的「電視螢幕大計劃」：七名日本知名編劇獲邀為南韓電視台撰寫劇本。日劇圈除了每季一度的日劇學院賞，還設有專屬編劇的「向田邦子賞」。編劇業界亦有兩本專門雜誌《戲劇》和《脚本》，刊登劇本及編劇訪談，而各大電視台如富士電視台（CX）與TBS電視台又會定期舉辦編劇大賽挖掘新銳。由此可見日本編劇的祟高地位背後實有一套成熟機制支撐。

但編劇的地位畢竟不能與其作品脫鈎，隨著日劇市場轉向，編劇界內也暗湧處處。「純愛教母」北川悅吏子在高峰之作《美麗人生》（2000年）以後便走下坡，《唯一的愛》（2006年）和《無法坦誠相對》（2008年）口碑和收視皆失，前者被批評劇情老套後，後者嘗試貼緊潮流，以Twitter情緣為主軸，卻被指徒具形式。野島伸司（代表作有《無家可歸的小孩》、《同一屋簷下》和《高校教師》等）一度風靡九十年代的日劇界，千禧年後也踏入萎靡期。《沒有玫瑰的花店》（2008年）本是回春之作，但後勁不繼，近作《Gold》（2010年）夥拍收視率女王天海祐希，卻再創個人新低收視紀錄（8.87%）。北川和野島兩位成名於九十年代日劇輝煌時期的編劇步向沒落，原因繁多，其中之一是創作元素偏離了日劇的演變軌跡。

創作偏離日劇演變軌跡

以北川悅吏子為例。1990至2000年是「純愛劇」的高峰期，在出產了《東京愛情故事》、《101次求婚》、《悠長假期》和《美麗人生》等諸多純愛經典後，愛情作為主題愈來愈難突破，另闢蹊徑似乎是唯一出路；「仕事劇」的風潮於焉開始，即情節圍繞工作本身發展的劇種。2000年《美麗人生》以31.86%平均收視落幕，也宣告了純愛劇的最後高峰，緊接著2001年編劇福田靖憑《律政英雄 Hero》一劇創下二十年內日劇最高平均收視（34.2%）。劇中，檢察官久利生公平（木村拓哉飾）一邊偵查案件，一邊與事務官雨宮舞子（松隆子飾）互生情愫。刑偵與愛情元素並行，走出以往「全職戀愛」的模式（木村拓哉以往最拿手的劇種），是造就該齣堪稱最成功仕事劇的主因。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間，平均收視超越20%的日劇共二十八部，其中仕事劇就約佔一半（《美麗人生》中主角職業純為點綴，不屬仕事劇），又以屢創收視佳績的木村拓哉為代表人物（參見附表）。北川悅吏子於2002年時亦推出過轉型之作《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主打懸疑推理題材，雖然情節合理性為人垢病，但平均收視仍保有20%以上，並在第三十三回日劇學院賞包攬最佳日劇、男主角、女配角、監督、編劇、配樂、卡司及片頭。可見除了寫好劇本，學習如何迎合潮流亦是編劇的重要習作。

現時日劇市場之中，刑偵和醫療劇種方興未艾，在2010年夏季十四齣日劇之中（不包括NHK的長篇「大河劇」），就有五齣刑事劇和兩齣醫療劇。又例如《仁醫2》（26.1%）及長壽刑偵劇《相棒》（23.7%）便躋身2011年上半年最高收視率三甲；2011年夏季日劇最佳平均收視則分別由《新．警視廳搜查一課9系》、《Bull Doctor》、《絕對零度2－特殊犯罪潛入搜查》及《白色榮光3》依次包辦冠亞季殿。刑事和醫療題材聯合瓜分了各大電視台的產量和劇集的收視率，對於不擅此兩道的編劇無疑是艱巨的挑戰。相反，曾締造多個日劇神話的木村拓哉，主演劇集的平均收視一律超過20%，該紀錄卻被去年出演的純愛劇《月之戀人》打破，其中第六集更創下個人歷來最低收視（13.4%）。更甚是日本刑偵劇時興美式風格（如《東京癲狗 Tokyo Dogs》），即講求情節緊湊，傾向剪接較多、步調明快，觀眾一旦習慣這種急促的影像更替和快捷的劇情模式，便很難再度適應慢一點的節奏（例如倉本聰的作品），這對需要舖陳醞釀感情的純愛劇又是一個打擊。在波譎雲詭的大環境變化之下，不難看見北川悅吏子載浮載沉的身影。

題材取向保守，直接窒礙編劇的發展。以往日劇製作傾向較多元化，九十年代崛起的趨勢劇（Trendy drama）就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類型。根據富士電視台製作人大多亮的定義，趨勢劇題材包括都會、流行、時尚、男女、愛情和友情等，從中反映當下社會現象、兩性關係及流行趨勢種種議題，簡言之就是販賣生活態度。但即便在趨勢劇風行的九十年代，其他劇種亦不遑多讓，例如在刑事推理劇正值低迷之時，蒔田光治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系列、三谷幸喜的《古畑任三郎》和君塚良一的《跳躍大搜查線》均能順利跑出，躋身日劇界重要作品之列，並奠定脚本名家的地位，其中《跳》更續拍了七部特別篇並三度登上銀幕，獲票選為「史上最強日劇百部選」第一名。千禧年後如前所述就是仕事劇的時代了。日劇演變至今，並非缺乏題材，而是許多主題發展至後期已趨向息微，經典太多難以突破，原創故事又少。電視台為保障收視，題材和製作方面都打安全牌，更多改編人氣漫畫或小說及翻拍續集（如2010年冬季十四齣日劇中就有五齣續集），編劇的發揮空間由是有限。

劇集製作內外交患

各大民營電視台為爭取收視亦努力轉型：製作方面，借用美式刑事劇節奏和拍攝手法，又曾邀請華納兄弟參與《雙頭犬》的製作部分，增添新鮮感；跨地區跨文化合作，引進外國演員，例子有《月之戀人》的林志玲和《無法坦誠相對》的東方神起的金在中，開拓外國影視市場。轉營之下雖偶有佳作（例如美式刑事劇《BOSS》），但成效甚微，起碼上述三齣「大製作」在口碑及收視上都屬滑鐵盧級別。而且，過份倚賴個別題材（刑偵和醫療劇種）及移花接木的製作，亦難以承接趨勢劇（包括純愛劇）的衰微所「遣散」的廣大遊離觀眾群，導致一大部分收視被NHK的大河劇（長篇時代劇）及「連續電視小說」所吸納（有三齣劇集的最高收視率分佔2011年上半年第四至第六位）。日劇界的權力榜近年頻頻洗牌，此消彼長，民營電視台的市場逐漸萎縮，製作經費縮減，連帶波及編劇薪酬。根據日本放送作家協會理事長市川森一在「第二屆東亞電視劇作家會議」發表的報告，兩小時的日劇製作費約為五千萬日元，一般而言，最理想的稿酬應佔製作費的一成，市場價格則是七十萬至四百萬日元不等，因應編劇的地位而異。不過，在減省開支的前提下，電視台開始棄用自主模式制作日劇，更多開放製作權讓各承辦商競投，透過「價低者得」機制降低成本，而承包商又「二判」企劃予其他製作公司，製作費因此大幅下調，編劇酬勞自不能幸免。

除了日劇本身創作局限和製作經費削減，日本編劇的生計亦受韓劇入侵所牽累。現時NHK、TV TOKYO（東京電視台）、TBS電視台及CX（富士電視台）均有播放韓國節目，其中以TBS及CX每月播放時數最多，前者約二十小時，後者則有四十小時之多，直接影響本地藝能界的生態發展。繼藝人高岡蒼甫發表韓劇威脅論後，部分日本網民在本年八月份亦組織了兩次合計約一萬人次的遊行抗議電視台過分助長韓流。但以現時日本「哈韓」風氣之盛，電視市場內又缺乏優質代替品，相信一時三刻間潮流難以扭轉，這對本身疲弱的日劇界更是雪上加霜。

日劇界正同時經受內在變革更替及外來衝擊，編劇當然不能獨善其身。「脚本」始終是劇集的靈魂，要重振日劇聲譽，編劇同樣責無旁貸。編劇們如何在高度成熟的日劇體系內求新求變求好，是這場曠日持久的「脚本家地位保衛戰」最為關鍵的課題。

附表：

木村拓哉主演劇集收視排行榜（2000年－2010年）
名次劇集平均收視率播出時間編劇電視台
1 律政英雄 Hero 34.2% 2001年冬福田靖 CX
2 美麗人生 31.86% 2000年冬北川悅吏子 TBS
3 夢想飛行Good Luck 30.41% 2003年冬井上由美子 TBS
4 Pride冰之驕子 24.9% 2004年冬野島伸司 CX
5 華麗一族 23.87% 2007年冬橋本裕志 TBS
6 飆風引擎 22.42% 2005年春井上由美子 CX
7 從天而降億萬顆星星 22.26% 2002年春北川悅吏子 CX
8 Change 21.72% 2008年夏福田靖 CX
9 Mr. Brain 20.06% 2009年夏蒔田光治 TBS
10 月之戀人 16.76% 2010年夏淺野妙子 CX

資料來源：
本文所有收視率均參考網站「日本偶像劇場」（http://dorama.info/）。

META18 FEATURE—「港式」免費報紙的發展空間

2011-12-13T18:59:00.005+08:00

文／張婷
編輯／黃啟聰
攝影／莫坤菱

蘇鑰機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本地傳媒多年。

2002年，地鐵川流不息；《都市日報》將「免費報紙」一詞帶進港人生活中。從此大眼瞪小眼的上班時間變成晨讀時間。
2005年，地鐵繁忙依舊；「免費贈閱」的架上多了《頭條日報》、《am730》。從此「免費報紙」不再是都市日報的專謂。
2007年，免費報紙不倒；《英文虎報》由收費報轉型至免費報，將「免費報紙」變換成另一語言。
2011年，免費報出現近十年；兩大報業集團推出《晴報》、《爽報》，報業百家爭鳴，生生不息。
香港地方雖小，免費報卻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起。難怪對報紙生態素有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指，香港免費報紙「沒有其他國家更有趣，香港是最特別、最成功的。」

2002年報業的小沙石
《都市日報》於2002年進駐香港，成為首份香港免費報紙，為香港的報業發展帶來新景象，然而當初《都市日報》的發行沒有得到太多注目，市場並不看好，認為只是「濕碎野」。2002年報業相對穩定，欠缺像九十年代末的減價戰、經濟環境差劣等誘因去促使報紙經營者、新聞工作者去創新或求變。即使有競爭，普遍整個行業都趨向各安其位。蘇鑰機指：「根據香港及外國經驗，當時的人都認為免費報紙是一星期出一次、沒什麼內容和以廣告為主、跟地區報相近，很普通，不能擴大去辦，也沒想過如何『另類』去辦。」《都市日報》於當初的報業環境引起的迴響甚微，回顧九年的免費報紙歷史，或許只是小沙石。

新加入的商機
傳統報業起初對免費報興趣缺缺，但於2005年《頭條日報》、《am730》陸續加入戰團，最主要是有見《都市日報》短短兩年間迅速冒起及成功。《都市日報》由國際機構Metro International所辦，根據其年報指出，相比起旗下其他國家的報紙，香港的《都市日報》是最快回本及賺錢的，兩年已賺得一筆可觀的數目，令原本反應冷淡的市場驚喜。蘇續稱：「賺錢是最大誘因，並且有人認為還有空間去發展，可以共存多幾份，於是出現了《頭條日報》、《am730》。除金錢考慮外，辦報還可以有社會影響力、建立人脈關係、甚至政治因素，所以辦報能獲得相當影響力，又不是花太多錢──就是蝕也不會蝕很多──很值得做。」
一雞死一雞鳴、汰弱留強於商業世界是普通不過的事，但免費報紙市場有趣之處是即使過了六年，依然有新的競爭者加入，為活躍的市場多添了《爽報》、《晴報》兩個選擇。蘇鑰機分析：「已過五、六年，有見每份免費報紙都站得住腳，還要賺了不少。對於現有報紙經營者來說，加入戰團比沒有辦報經驗的人容易。」無論在人手調配、營運模式、印刷、資金等方面，共用資源的現有報紙經營者都佔有優勢。既然市場普遍認為存在發展空間且有利可圖，自己又有相當的條件，加入市場誘因相當充份。「從較保守的角度去看，即使沒錢賺，起碼不用坐以待斃。與其市場不斷被蠶食，就算不能賺錢，多個平台作新嘗試及分擔風險也是好事。」

免費收費各有功能
免費報紙字少資料少，「免費報紙像電視新聞報紙版：簡明、不需要太多分析，只形容某事情，像標題性讓讀者知道大概，淺白，易從文字拿訊息。」有人說免費報紙的單一為弊，蘇鑰機卻視之為另一社會功能。
蘇鑰機曾做過有關免費報紙的調查，將免費報紙、收費報紙及網上報紙比較，看市民對三者的觀感。調查結果指出，於內容深度、全面性……免費報紙都輸光，只是勝在免費。但他認為此類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三者有不同的功能及特色。「看免費報紙的人或許根本不用太多分析，只是用來填補二十分鐘的交通時間。基於讀報目的不同，故免費報紙不需要很詳盡、深入及多元化。我們不應用收費報紙的標準去量度免費報紙，要用另一套標準，例如發行網、內容如專欄能否吸引讀者等。」事實上，每隔兩年就做媒體公信力的調查亦指出，免費報紙整體表現不俗，排行屬中上。可見市民對免費報紙的觀感不差，甚至比部份收費報紙優勝。「以絕對性標準比較可能會有弱點，但考慮其角色後，整體表現不差。」
有人將免費報紙的簡明與質素降低混為一談，蘇鑰機指這想法其實基於誤解：「以為簡單易做？編輯其實是很精密的──以最少的字說最多內容，不能小覷設計版面等所花的氣力。」無疑免費報紙的資訊量及深度遠遠不及收費報紙，但免費報紙就如雞精般讓讀者於十五二十分鐘內了解不同資訊。免費報紙不是沒有質素的報紙，只是不同讀者有不同需要。需要深入資訊的人自然會看收費報紙，或兩者都會看。有免費報紙反而會提供多一個個平台，讓大眾看多了報紙，整體來說都是好事。而且收費報紙著重深入分析，亦提供了適當的平台作討論，輿論往往由收費報紙的專題報導所引導。兩種報紙的功能不能分割，亦非二元對立。「免費報紙不會完全取代收費報紙，故免費報紙只不過是其中一種報章，而不是唯一的選擇。」
蘇鑰機以與電視新聞與免費報紙比較「有沒有人曾批評電視新聞？其實電視新聞很多人都喜歡看，有畫面、好看、不識字都可以看。但如果以同一邏輯電視新聞都應該被譴責：新聞沒頭沒尾、沒分析；只是告訴我『巴士撞死三個人，句號』為何撞死、誰對誰錯、事後跟進都不提。」免費報紙跟電視新聞都是標題性，只是免費報紙以簡明文字代替畫面，兩者都有著不同的功能。

免費報紙的社會影響
蘇鑰機曾進行有關免費報紙出現後讀者流向的研究，結果顯示存在取代效應：一部份讀者由收費報紙轉看免費報紙，但整體讀者量及閱報時間還是有所增加。不過讀者流向很取決於報紙的市場定位；因為免費報紙的目標讀者是普羅大眾，大眾化的報紙如《蘋果日報》再出免費報紙，就會較易出現「自己同自己爭」的情況。如《星島日報》等中產報紙，不單影響較小，亦可從兩個不同渠道去接觸更多讀者，繼而擴大市場佔有率。
其次，免費報紙湧現只是令讀者多了選擇，令市場更趨多元化，影響利多於弊。假如免費報紙全面取代收費報紙，整體報章水平質素會下降。但現實是縱使內容單一，讀者還是有其選擇權去接收不同類型的資訊。報紙多元化可接觸更多受眾，質素下降並非必然。
表面上，免費報紙全盤收入只依賴廣告商，令人擔心免費報紙的內容或立場易受市場主導。蘇鑰機說：「辦報收入皆靠廣告為主，收費與否並無大分別。」收費報紙及免費報紙本質無異，廣告不是影響立場的最重要因素，故表面來說免費報紙的賺錢手法與報章立場實無太大關係。

「港式」免費報紙
免費報紙於香港的經驗是特別有趣且正面的，「香港是最適合搞免費報紙的」。
香港的人口結構及地理環境密集，地方細人口多。大城市如東京、上海都跟香港差很遠。其二、香港的集體運輸網完善，且其高流量是其他國家比不上的。而且「世界上沒有地方像香港人住得那麼密集於大型屋村內。」免費報紙發行網如能配合港人生活環境，集中人手於屋苑、地鐵、巴士站派發，方便讀者取閱，自能建立龐大而固定的讀者群。
其三，香港市場發展成熟，廣告需求量大，整體報紙廣告年收入高達四十億元之多。
其四，免費報紙符合香港人喜好嘗試新事物及特性。「免費報紙提供的新聞資訊及娛樂新聞是香港人受落的，不需要花很多氣力，就能知道少少新聞、消閒、娛樂、經濟，大家都需要的……香港人怕蝕底，有得攞就攞囉。」而且要求像茶餐廳般──「多快好省」。「多」在選擇且內容廣泛；「快」在「夠即食」可以快速獲得資訊；「好」要求質素；「省」在於免費。
再者，香港市場競爭大，媒體市場成熟，原來四份免費報已為數不少，現在還多至六份，稍後或會出現更多。「我沒聽過任何一個地方有那麼多份免費報紙，亦應該可以生存的。」蘇鑰機概括地指出。

免費報紙的另一個九年？
《晴報》《爽報》未面世之前，蘇鑰機認為有一定市場空間，因為辦免費報紙很明顯有錢賺。然而當兩報推出之後，市場反應及整個報紙生態的趨勢還有待觀察。因為他期望《爽報》會帶來有別於現有免費報紙的新衝擊，畢竟現有的數份性質類似，其後半年會有更清晰的報業大概。
然而收費報紙市場的確會逐漸萎縮，短期來說，大眾會試看新的免費報紙，過多幾年都可能做得住的，對收費報紙及現有免費報紙亦會有長期的影響，如市場分薄及讀者流向等。蘇鑰機估計：「長遠來說，有可能會有輕微的趨勢免費報紙成為大眾主要閱讀的報章，但非短期內會發生的。但收費報紙跟免費報紙性質還是存在很大分別，如社會影響力等。」
隨著科技普及化，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的盛行對整個報紙行業都有其影響。不過，蘇鑰機對此並不感到憂慮：「智能手機畫面太細，平板電腦太大部，不方便亦非每人有，不能取代實體報紙。免費報紙可摺、細小易於擕帶、看完就扔。」What else can we ask for?

《爽報》面世之後，有人減價留客，有人改版迎戰，各師各法，結果誰能穩守市場，誰須步向夕陽，一切仍然難以逆料。2011年秋季，或是香港報業的另一個分水嶺，惟期望不是報業嚴冬前的最後時光。

META 17

2011-09-16T04:01:00.001+08:00

META 17「眾人之藝術」經已出版！

政治與藝術從來息息相關。是次META便邀請了著名藝評人何慶基和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副教授盧偉力，分談香港政治藝術的發展史及藝術家於現代社會的公民角色；又訪問了三位屬不同範疇的本地藝術家－盧鎮業、盧樂謙和丸仔，從個人角度出發探討藝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洗腦戰」於現今世界無孔不入，儼成社會現象，今期META文化專題與你一起拆解各樣符號之謎。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17精華內容：

1. 當藝術敲擊政治—三位走進群眾的藝術家
2. 收集記憶的拾荒者——訪問小思

META17—收集記憶的拾荒者——訪問小思

2011-09-16T03:45:00.003+08:00

文／陳綽姿
編輯／黃愛華

盧瑋鑾
筆名小思，香港近代著名小說家、教育家。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主修中文。香港大學哲學碩士。曾赴日本留學，回港後再任中學教師。1 9 7 9年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曾獲2 0 0 0年度校長模範教學獎及香港教育學院第二屆《傑出教育家獎》。2 0 0 1年起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著作以散文為主，例如《路上談》、《承教小記》、《人間清月》、《彤雲箋》、《香港故事》等。

在摩羅街的路上，一頭俐落短髮、衣著樸素的小身影走進一家專門收集舊物的店舖，從一堆看似一文不值的舊信件中，找到一張租據；看到了租客的名字後，眉飛色舞。那可不是一張普通的租據，而是屬於著名作家葉靈鳳的，寫滿他的歲月
痕跡。小身影又走到廢物站尋找過往的書籍。這名拾荒者從殖民地時代走到回歸後的今天，不僅拾到許多獨一無二的無價寶，更加深對我城的愛，不遺餘力地為它添上文化色彩，她，就是盧瑋鑾老師——小思。

香港文學拾荒

小思喜歡收藏，尤其是關於香港文學的東西：小學的作文、舊報紙、小說、甚至廢物站尋得的五六十年代雜誌都成了她的珍藏。「在尋找的過
程裡，偶會忽然眼前一亮；因為很多新鮮事會出現在眼前，所以我感到很快樂。這種快樂不是標榜擁有和成功，而是從無知到知道的過程裡所得到的。」但這如獲至寶的快樂是主觀的，小思為了把個人的滿足擴展開去，令更多人愛上自己喜
愛的東西，於是開始有目的地收集很多有關香港過去的東西，並對此深入研究，思索能否由昔日的事物反映當時的社會現象。因此，她自言不自
覺地做了推動香港文學發展的角色。即使小思已屆退休之齡，卻仍忙著收集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材料，為後世留下口述歷史的證據，讓真實資料說話。小思惋惜地表示，香港是一個不重視歷史的地方，無人會事前珍惜可能會成為歷史事件的證物，後代人因而往往視香港為文化沙漠。但事實上很多人如戴望舒、西西、劉以鬯等都為此地努力過，所以她決心篤破這誤解：「形容香港是沙漠的人才是真正的沙漠，因為他沒有走去有綠洲的地方。其實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我要以口述歷史證明香港非文化沙漠。」她要訪問四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人，為當時的文化環境發聲。縱然計劃沒有人力和資源，十分艱苦，但她沒有後悔，因為她愈做愈懂得多，別人的生命彷彿成為自己的一部份，可以讓生命延展下去。

知識份子應有的素質：了解歷史繼而付諸實踐

小思在收集的過程裡對香港的認識深了，她坦言：「由不愛她到深愛她，這份感情很特別。於殖民地時代（五十年代）長大的一輩人，即使對那時香港的社會風氣很不滿，眼見貪污猖狂，對香港完全沒希望，但我們不會行動不會發聲，只
採取無視的態度，在我們眼中她毫無價值。」但後來，小思讀了不少有關香港文化的材料，開始對香港另眼相看，並珍惜這地方。她認為香港相對其他有華人的地方是特別的，這裡有言論自由，容許存在不同的文化空間。無論是左派還是
右派、有政治背景還是沒有，都可以在這兒發聲；即使是敏感話題如六四，回歸祖國後的香港依然可以存在反對聲音。身為香港人必然有一種微妙的感情質素在內。她一臉激動：「我感恩在此長大和受教育，希望利用這個地方盡力貢獻中
國人、香港人。」可是，香港文化發展只有小思一人之力並不足夠，仍需要其他知識份子一起無私地推動。小思認為，知識份子要對專業有特殊的認識和理解它的原始發展，也要有包容的心胸和廣闊的視野，最重要的是要對自身的城市和國家有無私的關心和奉獻，因為了解她的歷史才能培養珍愛之情，她感慨地訴說了解歷史的重要：「正如我一樣，因了解而深愛。當我們不知道那地方的歷史，自然很正常地不愛她。可是，不知而愛更危險，如只愛慕、崇拜她的優點，當知道她的缺點時，發現與自身的認知有衝突，就會產生懷疑和憎恨。真正經得起考驗的是理解它的優缺後，懷著包容的心依然愛下去。所以，沒有歷史，怎談愛
國？」知識份子擁有了以上的條件並不代表就會站出來發聲，小思表示，現時香港偏袒於政治和經濟發展，「看看報紙，哪份報章不是樓價比文化佔更
大篇幅？」，香港人關心的事正在傾斜，使得搞文化的資源嚴重不足，做事吃力不討好。幸好每個階層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人人都要走一樣的路：「有些人走進街頭對抗，打出條血路；有些人選擇獨善其身自得其樂，而我屬後者。」
而現在愈來愈多年輕人參與社運，主動走出來提出多方面的看法和聲音讓多些人考慮關注，皆因他們明白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明白自己有權利去表達所關注的東西。從小思先前形容五十年代的漠不關心到這一代的事事關心，看來這種行動
抗爭已有明顯的進步，同樣，人權和法律也自然向前踏進一大步。

批判香港教育與文化氣候

人民的主動性的進步或許是因為整體教學模式變了。以前的教學是灌注式，學生沒機會發表意見，但現在的教學不同了，需要學生主動找資料，不斷發表意見，不得不說話。執教鞭多年的小思卻擔心年輕人還沒掌握基礎和專業知識時，便要發表很多意見，「無野搵野講」，只會很空虛。如果在教育政策上只企圖鼓勵學生發表意見，而非實質增進學生的判斷能力和對價值判斷的堅持，那對某種知識的充實就很危險。所以，勇於表達意見的學生須有反省力、培養邏輯思維、分辨是非能力高、對公眾利益的價值判斷要準確，才可看清選擇，走一條正確的路「這都是我期望教育能做到的。」一個文化環境，推動者和參與者同樣重要，兩者兼備才可有真正的互動與交流。既然香港有這兩類人，那麼，以小思多年的研究經驗，是怎樣看現時香港的文化氣候呢？是百花齊放還是倒退中？「文化環境沒有非黑即白的價值觀，好像科技一樣，總有好與壞，視乎使用的人的質素而言。好的就會借這個土壤去發展喜歡的事，不好的則會偷呃拐騙。健康的文化發展需要踏實的組織、清晰的理念、長遠的培訓計劃、一群不是為
搵食為快速成效的人去工作，政府在此方面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香港政府總缺乏長遠視野：當宣佈火炭藝術工作室要培養藝術人才，使得那幾棟租滿藝術家的工廠大廈立刻加租，叫苦連連。也許當一個地方沒有長遠的文化關注計劃，
自由發展比干預更為恰當，以減低利益衡突、公平問題的出現。看看英國殖民政府，它雖然讓香港自生自滅，沒有悉心去照顧和培育，但文化人依然能自力更生，依然能以熱誠培養出自己愛好文學的情操，西西當時甚至自資出版文學雜誌
《素葉文學》。好的發展一定要不斷灌注水源，不能臨渴掘井，這並不是推動文化發展，反而變相扼殺不少年輕人創作的空間。即使社會一面倒地以「文化沙漠」負面評價香港文化，即使政府沒有一個長遠有效的文化關注計劃，即使「八十後」、「九十後」被標籤為不進取，但小思依然對年輕一代充滿信心。畢竟人類為生活得好一點總要不斷向前走，這一步除了要有老一輩的經驗積聚外，還需要新一代的精壯腳力和魄力。「我期望新一代向前走之前，會回頭看看前人走過的路，避免在可能跌倒的地方再跌倒，不要重覆浪費自己的精力，那麼，人類就會
有希望！」

META 17—當藝術敲擊政治—三位走進群眾的藝術家

2011-09-16T03:32:00.002+08:00

文、攝影／莫坤菱
編輯／黃愛華

藝術和政治之間關係從來複雜又微妙。最近艾未未「被失蹤」成為一班本地藝術家走入社會運動的觸發點，塗鴉少女的鋌而走險喚起了公眾對維權人士及言論自由的關注，藝術公民上街各師各法表達對社會的意見。然而，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並不只限於個別的社會議題，有些藝術家就選擇以藝術創
作，擔當走進群眾、衝擊制度的媒介。藝術家、藝術作品、社會與政治之間的連繫，令我們進入一連串的思考：為甚麼藝術家會選擇創作社會性或政治
性的作品？藝術是否一定包含政治？當藝術家選擇了以創作呈現他們的思想，他們對社會、對政權的意見，是否真的能夠在建制外製造一些聲音呢？盧鎮業、丸仔及盧樂謙（H i m L o）都是香港年輕的藝術家，三位藝術家擁有不同的背景及創作經驗，但他們的作品都同時擁有強烈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清晰地呈現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他們的創作形式、風格、關心的議題或許不同，對自己的政治藝術也有不一樣的解讀，但重要的是他們同樣堅持透過藝術回應社會。

政治藝術　異曲同工

藝術家敢於在創作中加入政治元素，他們創作的方式和原因或許有所不同，但都是異曲同工，同樣是對社會、對政治的表達，同樣令觀眾從另一個角度
了解社會議題。盧鎮業擔當政治電影或短片的導演，以紀錄片《那年春夏之後》於去年的香港獨立電影節成名，今年再與麥曦茵合力創作《香港愛我》，都是希望推動大眾參與，引發更多的關注和討論。他一臉熱誠地說：「我覺得藝術創作，作為介入政治的方法，與我們平時寫文和討論無異，不過這種方法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比較容易入口，可以令人思考。我希望觀眾可以透過我的作品有一種政
治覺醒，就好像放一顆種子在群眾裡一樣。我認為藝術作品並非只告訴你社會的情況，而是發問的過程。這種方式與行為藝術或c o n c e p t u a l a r t有點相
似，藝術家都透過自己比較熟悉的語言，在觀眾之中帶動討論，重點不是觀賞作品，反而是討論的過程。」

從劇場出身的丸仔，自2 0 0 0 年紀念六四開始表演行為藝術，事實上他自大學時代便一直關心社會，他亦因而利用藝術這媒介表達對社會的關心。每年
六四及七一，他都會表演行為藝術；由0 7年七一遊行開始，他更每年畫一把白傘，寫上他對一些社會議題的看法，撐著遊行；概念也會隨著時間而豐
富。他關注的議題很廣，例如就居港權問題，他發表了《微熱》：「我在身體上鋪上棉花、紗布和冰來種豆，含意是用體溫融化冰塊來灌溉幼芽，但豆芽真的就紮根在身上了嗎？這恰恰象徵著外來居港人士的處境。」丸仔指自己的表演方式，其實都屬於無甚藝術性的表演，對他來說，行為藝術只是T i t l e，是一套表達自己的方式，以行為藝術表達對社會的意見，主要是源自心裡一團不吐不快的火，和對社會上一些事件的回應。「例如我很認同最近西洋菜街一個『反國保運動』，便發表一個作品以示支持。這同時是一個平台，七一遊行就是因緣際會，讓我發表作品的機會。」

H i m L o同樣是行為藝術家，他開初是畫家，風格接近a c t i o n p a i n t i n g ，後來踏上行為藝術的路，全都源自他對社會的一份關心。當他找到需要受關注的
社會議題，他會選擇直接用身體去表達：「對我來說，畫畫和行為藝術都是同一樣東西，只是述說不同的內容。所以，當我選取不同的題材，就會用不
同的方式去呈現和表達。例如，我有個行為藝術的作品是關於住屋問題，表達這一代很難置業，於是我撿一些紙在崇光門口建屋。即使這個意念能夠用
紙筆繪畫出來，始終不能像行為藝術般確切地表達當中含義。行為藝術在社會議題的表達上效果較好，例如關注住屋問題這類整個社會的問題。如果單單畫一幅畫放在展覽館裡展出，觀眾就只限於到訪展覽的人；如果在街上做一些行為藝術，觀眾就是街上的群眾，切入點和影響力已經會較大。」他創作社會性的作品，最希望是做好「承傳」的工作，他有份策劃的《這一代的六四》，正是為了讓
下一代認識六四真相，以支聯會燭光晚會以外的角度切入，用一個有趣的方法表達對六四的想法，豐富六四論述的內涵。三位藝術家創作人在藝術的表達上各有各方式，各有各特質，各自各精彩，但都同樣展現出對社會的執著和承擔，同樣期盼以藝術回應社會。

藝術觸碰政治：無可避免

藝術家對帶有政治議題的創作都會抱持不同的態度。有人會選擇將藝術去政治化；H i m L o則認為政治表態取決於個人：「我認為這是視乎藝術家的個
人選擇，不過我覺得創作藝術，重要的是要關注自己，而在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要關注和思考身邊生活的環境。處於香港的環境中便一定會觸碰政治，只不過做不做，便要視乎藝術家的取材，我自己就選擇了這種表達。」由手執畫筆到用身體作行為藝術，H i m L o希望以更多方式表達對社會與政府的想法，他表示會多嘗試直接的街頭行為藝術，讓觀眾更了解他創作時的情緒和思考。

丸仔也認同藝術家並沒必要參與政治或社會。是否參與社會，取決於他們作為一個人、一個公民，自身是否關心社會：「藝術只是一種媒介、一種能
力，農夫有訴求表達的話可以選擇耕田。藝術能容納很多創意和可能性，以及不被建制所理解的態度，令社會運動更多姿多彩，參與者也會處於一個
有趣的位置。」
盧鎮業就認為，藝術本身就應抱有反建制的色彩，他分享道：「我不否認有些藝術家認為藝術本身便是藝術的目的，但對我而言，若我將藝術視為回應
社會的一種語言，我沒理由將它撇除於政治之外。尤其香港的地域性在中國之中十分重要，在公民社會的先鋒位置甚至能讓大陸的人接觸民主。若然我們有能力去做帶有社會性的藝術或電影，就有責任去做。」他們都不約而同點出了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連結，說明藝術是一個能有趣地介入社會的媒介，亦在某層面上無法與政治割裂。

藝術是主體還是手段？

對三位藝術家來說，藝術與政治或社會之間都擁有著一種特別的聯繫。然而身為藝術家，在創作不同的作品時，究竟藝術是主體、是目的，還是它只純粹是手段？對盧鎮業來說，政治才是他的主體，他認為：「假如我不懂電影，我依然會用其他方法講政治，總之有些東西不能不說。因為我開始關心社會議題的時候，已經在讀電影了，所以自然地我選擇了較熟悉的方法回應社會。」

但對於H i m L o來說，身為藝術家，藝術才是他的主體：「要劃分社運人士與藝術家的角色是很困難的，但其實亦沒有劃分的必要，因為藝術是我的主體，所以一直以來我都選擇以創作去表達對社會的看法。」藝術是主體，還是社會是主體？這是H i m L o時常反思的問題：「藝術家常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遇上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很想抒發自己的意見，卻不知該用甚麼身份介入。我覺得藝術家是應該用藝術作品去表達意見，我不否認我們可以參與社運，但對我來說，我會希望將自己定位在藝術創作方面。」

丸仔則認為，他很難清楚劃分藝術與政治：「我不能清楚指出哪樣才是主體，但我認為我的藝術作品貼近生活，而我的生活會關心社會。如果我不認識
藝術，可能我不會參與社會運動，藝術給予我一個參與的位置。同時，我又不能只從事藝術創作而不關心社會問題，對我來說，藝術是一個方法又或是
一個媒介。」或許，每位藝術家對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解讀，但他們都在各自的定位中探索政治藝術的更多可能性，如盧鎮業所說，他
不是要做唯一一個拍政治電影的人，他是希望大家都透過自己的方式去關注社會。

期盼藝術創作更百花盛放

當藝術與社會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當藝術家嘗試將創作帶入公共空間，當藝術家自覺地參與社會運動，藝術就彷彿凝聚了巨大的力量，嘗試逆轉社會中普遍市民的政治冷感。面對香港的藝術前景，原來三位一點也不悲觀，更各自抱著一些期望。H i m L o 最希望香港人會用藝術去表達自己所想，他認為藝術公民令政治生態有正面的改變，五花八門的創作讓遊行表達更多元、更立體，年青人對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亦很受落。他認為像藝術公民這種平台，可以籌備一些與生活政治有關的工作坊，例如可以策劃一些創作遊行橫額的工作坊：「我覺得遊
行不一定要用大聲公、不一定只會抬棺材，藝術家可以將藝術的元素加入社會運動裡，豐富創作的內涵。」

丸仔也不約而同地認為，現時的政治環境正好造就更多不同種類的藝術：「我看好現時香港的藝術環境，正如中國歷史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混亂也最百
花齊放，對現實愈多不滿，藝術創作空間愈多。例如艾未未事件觸發了藝術公民開始介入社運和關注社會事件；而菜園村問題的浮現，擴闊了社會的想
像，揭示了另一種價值觀的可能。當然，悲哀的是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和精力關心所有社會議題。」

盧鎮業則期望，香港人能更意識到自己應有的公民權利，走前一點，對身邊的人更關顧和更有同理心：「很多公共政策不單直接影響相關的人，總有
一天也會影響自己，所以我們必須站出來發聲。」而他對自己亦有期望：「我想自己繼續拍作品，不要忘記自己開初創作最想講的信念，因為我覺得創作應該滿足的第一個人一定是自己，如果要取悅觀眾而失去了自己這個觀眾，我認為是失敗的，我希望自己能夠記住這種心態。」

呼叫，是公民責任

在這爭奪論述的年代，在這地域空間充滿獨特性的土地上，有藝術家選擇「擦邊球」的創作，有藝術家依舊抱著「大無畏」心情繼續發聲，有藝術家對政治「敬而遠之」。無論用甚麼心態對待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清楚不過的是，藝術根本沒可能完全「去政治化」。當這邊廂你願意在藝術中妥協不談政治，那邊廂七一遊行差點就不可以使用樂器，藝術創作彷彿是道防線，也是表達訴求的重要媒介。當創作的空間和權利都被剝奪時，誰還可以從政治裡逃脫？鼓勵抗爭，或是說明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是必然與否，都並不重要；最重要是當清楚甚麼
是寸土必爭時，請用藝術語言行動或任何形式道出你最懼怕失去的。

誠邀出席《Dirt! The Movie》電影放映及座談會

2011-07-16T10:00:00.004+08:00

影片介紹

泥土是地球上最寶貴，卻被人類忽視的生命力根源，《Dirt! The Movie》就是一齣關於泥土的電影。

在現代工業的追求和實用主義下，自然資源不斷被剝奪，我們不再尊重土壤，甚至打亂與它的關係。「洪水，乾旱，氣候變化，甚至戰爭都與我們如何對待泥土有直接關係。」《Dirt! The Movie》不僅是一齣電影，更是一個向人類的號召。

放映會詳情：

日期：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至九時四十分 (六時四十五分入座)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十五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203室）

講者：美國領事館領事Naeema Whatley

活動將以英語進行（電影附英文字幕）

免費入場（不設劃位）

有興趣人士請將姓名、電郵於發送yukicheung@roundtablecommunity.org.hk 報名。座位有限，先到先得。如有任何疑問，歡迎以電郵查詢。

註：是次活動由Roundtable Community 與META 合辦，並獲美國領事館支持。放映會旨在回應 META 16 的末日專題。欲購買 META 16 ，可按此瀏覽銷售門市。

META 16-公廁狂想曲

2011-05-31T23:58:00.002+08:00

公廁狂想曲

文：胡金榮
編輯：安那

公廁的詭秘
1973年9月29日，《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刊登了一篇由英國醫生M.D. Begley寄給編輯的信，說道他有一名廿歲患上腦癇症的病人，在公廁中病發，頭部撞向廁所門。縱然門沒鎖上，但因廁格狹少，門被病人身軀頂著，病人父親無法打開，最後花了半小時才能由窗門爬入廁所去搶救，可惜當時病人已回天乏術。該醫生接著批評，廁格本身是急症容易發生的地方──例如腸道排血以引致休克，又或因持續閉氣卻同時用力而誘發昏迷、心臟病，而廁格因現代社會對空間的需求而變得越來越小，當有病人昏迷，廁格空間細小會增加搶救的難道。作者促請建築師在設計廁所時考慮病人的需要，讓門向外打開，並在緊急時方便開啟。

想不到，文章竟然會在當時最重要的醫學雜誌引起迴響：來自薩塞克斯的G.M. Hunter發表文章，討論其旋轉鎖如何保障療養院病者用廁時的安全；而布萊頓的R.N. Humpherson更提出「廁所門安全的三點建議」。可惜有關討論只是曇花一現，編輯的興趣，很快又轉回慢性哮喘的類固醇治療以及脊柱裂的醫治方案上。

今時今日，有關廁所的討論自然無法進入所謂殿堂級的醫學期刊。而近幾十年，有關公廁的研究，也漸漸成為微生物傳染病學的冷門課題。隨著微生物學發展成熟，公廁的廁格、座板甚至廁紙究竟存在甚麼細菌，偶爾只能散見於不同微生物學的期刊。但如果你所培養出來的是引發性病的細菌，你的研究分分鐘會走出寂寂無名的期刊，成為小報頭條的重點報導。而愛滋病會否透過使用公廁而傳染，仍是「YAHOO知識」以及「百度知道」歷久常新的熱門話題，還吸引不少「碩士級」網友長篇大論。民眾對公廁的戒心，除了源自對其清潔衛生的質疑外，更源於「不當」行為的忌諱：公廁被看成為癮君子交換針筒注射白粉的集散地、是備受歧視的同志戀人發生性行為的免費場所、是黑社會向小學生收保護費的暗格、是流浪漢以及乞丐的容身之所。這一切的壞印象，教我們對公廁越發敬而遠之。

如果把「公廁」狹窄地定義為「由政府提供並開放給公眾的廁所設施」，這和一般香港市民的「方便經驗」會有很大出入。相反，如果將「公廁」延伸為「任何在公共空間，由政府、私人組織抑或商業團體所設立，有意或無心地被公眾作為廁所的地方」，那整個討論就會變得更為實在和有趣。因為在香港，如果人有三急，你有四個地方可以作「解決」：分別是食環署轄下的公共廁所、鐵路車站大堂的廁所（很多時候只限於前九廣鐵路車站沿線，並且需要入閘）、商場以及食肆。食肆對非食客「借用」廁所一向都採取敵視政策。相反，商場提供「方便之門」的角色越來越吃重。近幾年，新落成的商場往往在廁所的設計和配套上下功夫，從而提高商場的格調和形象。商場的廁所若願意對外開放，其清潔程度往往亦能夠反映管理質素。這一點，我們的政府一早已經被比下去。

不容忽視的公廁政策
西英格蘭大學的C. Greed提出，公廁政策關繫城市是否可持續發展，能影響大眾健康，甚至會改變市民的交通習慣以及人口流動。不幸地，香港的公廁政策無論在質抑或量上都是明顯落後的，，不能應付人口老化、女多男少的局面。

先從「質」談起，雖然公廁質素在這十年有明顯改善，卻仍然追不上時代的步伐。加建傷殘人士所使用的廁所格，無疑是一項德政，但廁所的設計師則把傷殘人士定型為「雙手有力、下肢殘缺」的年青輪椅使用者。廁所雖然有特定的扶手設計，但對長者而言，特別是因中風而半身癱瘓，又或因腦神經退化症而出現活動障礙的病患者，仍是構成不便。

公廁也是行使人權的地方
英國老年醫學British Geriatric Society, BGS協會，於2006年發表了《Behind Closed Doors: Using the toilet in private》的指引，針對醫院以及護理院提供給長者的廁所供應以及設計作出了建議。雖然指引尚未應用至全國的公廁，但當中所提出的方向以及原則卻極有指導性的價值。協會將「廁所使用」作為人權與尊嚴的指標，並強調「私隱地如廁」的重要性。協會把人的活動能力分為六種等級，第一級為「活動自如」(mobile)，第二級為「活動需要協助」(needs assistance with mobility)，第三級為「不能活動，移動時需要幫助甚至儀器協助」(immobile, needs help with transfers and transit equipment to get to / from toilet)，但與更嚴重的第四至第六級相比，頭三者不同之處在於病人可以在無人看守下，安全地坐下來。協會建議讓頭三類的病人能私下如廁，照顧者只需要提供協助，讓他們能抵達廁所便行。

這建議對人口日漸老化的香港有什麼啟示？無疑BGS指引只適用於護理設施，但背後的理念卻更為值得注視。首先，有尊嚴地如廁被視為人權指標，這對於把人權侷限在是否有飯食的大國，實為一項衝擊；其次，指引強調不同程度的傷殘，均能有尊嚴地如廁，而且社會應該對他們隱私如廁的需要提出協助。如廁是生理需要，當我們強調回歸社區的復康概念，而不去關注和支授長者以及復康者的需要，我們就是自打嘴巴。第三，「提供協助」成為建議的一部份，而「協助」不限於硬件的配套，亦包括人手上如何協助有身體障礙的「公廁使用者」（一個食環署發明的「中性」明詞）能夠抵達並使用公廁。有一天，公廁的服務是否能夠進行範式轉移？除了關注清潔衛生美觀方便外，在人口老化，輪椅代步的社區，公廁的庶務員再不只是清潔工，而是協助長者以及傷健人士的助理？有一天，當商場的定位再不是自由行而是銀髮市場，商場又是否願意聘用專業的護理員，讓長者遊客能在消費之餘安心如廁？

只有車站沒有廁所的香港
在「量」方面，Greed非常強調在公共交通設施，特別是公共車站設置公廁的重要性。可惜，今日主宰香港集體運輸，由香港政府作為最大股東的香港鐵路，除了前九廣鐵路沿線外，大部份車站均沒有開放性的廁所設施。港鐵為此還煞有介事建立網頁，指導乘客如何尋找站外最接近的商場去尋找廁所。你會發現，原來在鰂魚涌站你得在出閘後跑近半公里路才能找到地方方便。而黃金電腦中心，竟然是港鐵建議給予深水埗站乘客如廁的地方！看來港鐵不單促進地區經濟，還訓練尿急者的體力以及忍耐力。相比之下，台北的捷運就比香港鐵路更為貼心。台北的捷運把廁所看為便民設施之一，並會讓旅客在途中免費出閘使用非付費區的廁所，並為婦女提供育嬰房和哺乳室。

台北捷運的大股東是台北市政府，同是華人地方，為什麼與港鐵有如此大的差別？難道香港乘地鐵的人不需要上廁所嗎？我想，最大的分別，在於政府是否由民選產生。惟有民選的政府，才會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手握港鐵發展大權的人，以及港府規劃交通的官員，可能已超過十年沒有使用公廁的經驗。他們當然不會知道人有三急的迫切性，更不會明白在集體運輸工具缺乏集體方便空間，其實是對公眾的集體侮辱。香港負責交通以及衛生政策的局長，可能未聽過「膀胱過度活躍症」，更可能未讀過1996年中文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發現有兩成婦女患有壓力性尿失禁 (stress incontinence)，有一成半患有急性尿失禁 (urge incontinence)。而伊利沙伯醫院與中文大學於2005年的研究更發現，有百分之八點三的受訪女士受失禁影響，連完成三十分鐘的車程也成問題！當政府和地產霸權積極把被強拍的窮困老弱以及買不起樓的八十後趕入獅子山以南，新界大西北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他們回去市區時「方便」的需要？當然，要求香港的巴士在車內設置衛生間根本不設實際，但在隊道口的轉車站設立公廁，市民可以憑八達通確認，如廁後上車不用額外收費，根本就不是困難的事！

香港是個優次顛倒的城市，當新界居民進出市區的交通尚未完善就忙於興建高鐵；當全民的體育意識低迷時就走去申辦亞運；特首曾蔭權興致勃勃大搞的六大產業，卻看不到市民如廁的困難（公廁質量如何製造更多障礙，公廁數量如何與城市流動以及人口老化脫節）。這些政策雖不致搞出像突尼斯又或埃及的革命，也不會令老曾因尿痛而提早離職，卻一定是「超錯」的政策。就算英年排尿自如，總有尿閉人亡的日子。一眾高官，請做好心，改善一下公廁的環境，好嗎？

胡金榮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現任職於某公立醫院，忙到連上廁所的時間也沒有。

META 16

2011-05-31T23:54:00.003+08:00

META第16期「廁等公民」

今期META專題以多個人文角度探討公廁，先有邵健偉教授以CASH一字剖釋香港公廁設計的概念和不足，再請來金佩瑋以性別角度分析公廁，清晰呈現當中的性別定形和漠視，並有平機會的數字作參考和依據。後有胡金榮以公共政策和人權角度切入公廁討論，重新探索公廁作為解決基本需要以外的人文價值，於生活化的層面帶來衝擊。
此外，末日討論日新月異，今期META的文化專題亦包括全球末日討論的浪潮及末日創作。當然還有華文知識份子系列—《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談知識份子如何從論述戰爭中突圍。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15講座「農業在香港是天方夜譚嗎？」

2011-05-31T23:52:00.000+08:00

《META》第十五期講座「農業在香港是天方夜譚嗎？」已經於30/3在油麻地Kubrick順利舉行。講者分別為陳劍青和莫皓光（野人），探討本地農業的發展。劍青談及了政府過去及現在對農業的規劃，野人分享了於大自然生活的點點滴滴。香港的農業是否天方夜譚，在於人的心態：農業的發展絕對不代表城市的退步，反而是城市可以實踐的正常生態系統。想了解更多農業在城市的角色，可詳閱第十五期《META》！
如欲重溫，請到以下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Pc1FcPD0FEg

META 15- 張鐵志：以音樂介入社會

2011-05-31T23:35:00.003+08:00

華文知識份子系列
張鐵志：以音樂介入社會

整理：陳國榮、洪文霏、黃琛喻
訪問、編輯：李祖喬
攝影：伍岳泰

剛出版《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的台灣評論人張鐵志，於去年十二月應邀出席Roundtable主辦的「搖滾樂與國際革命歷史」講座，與香港粉絲分享其音樂世界。身為活躍於兩岸三地文壇的知識份子，張鐵志如何介入社會？對中港台又有何看法？

M：可否說說你的思想和知識軌跡？
張：我從本科到博士班都是念社會科學，其實跟音樂沒有甚麼關係。但大學時參加學運和社團（即香港的大學所說的「學會」）很影響我，讓我很相信知識介入社會的力量。

我唸書時是台灣民主化轉型時不確定的年代，社運很活躍。八十年代初，大學生開始爭取校園自由或是參與社會運動。勞工研究社、女性研究社等各類議題社團紛紛成立。1990年是台灣戰後最大學運「野百合學運」，學生集聚廣場要求政治經濟改革；1991年又有「獨台會」案，研究生在宿舍被憲警逮捕，各地學生再度罷課走上街頭，佔領台北車站數天。

我們的社團，叫「大陸社」，以前探討中國問題，但後來就是搞運動和各種讀書會。我們社員不多，卻是校園中十分活躍的學術性／學運社團，組織了不少讀書會，請老師或研究生來帶大家進行討論。大二，我籌組了一個讀書會。讀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批判的社會學導論》，每章都請不同專長的研究生來討論這些議題在台灣現實的情形，並閱讀相關的台灣研究材料。畢竟對去理解正在轉型中的台灣，是我們不能迴避的課題。在這之後，我開始對於現代國家的形成、資本主義發展、和民主這幾組概念感興趣。大三前的暑假，我找了幾個朋友研讀一本歷史社會學的經典作品：《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作者摩爾（Barrington Moore）研究過去兩世紀英、美、德、日、中、俄等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分析邁向民主與獨裁的不同社會條件。

大學第三年，我們開始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首次讀簡體書。然後又讀了一年新馬克思主義，從葛蘭西到法蘭克福學派和一點點後現代。當時我最有興趣的問題是晚期資本主義與公民社會、西方福利國家的成就與限制、社會主義轉型路徑等議題。還是大學生的我常藏在研究生圖書館，用有限的英文翻閱那些左傾的學術期刊，如《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或《異議》（Dissent）等。那時未有Amazon，我在重慶南路上一家「桂林書店」訂書。訂完書之後就是三個月的等待。到了念台大政治研究所之後，我開始轉向東亞的政治經濟學這方向。

M：我以為你做音樂的政治，是搞文化政治學。
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音樂社會學。我是台大的政治研究所出身，碩士論文是國民黨的國家與資本的關係。要到研究院的時候，才開始寫音樂的東西，發現原來美國六十年代時的音樂跟政治改變有這麼大的關係，讓我開始聯繫音樂和政治兩者。研究院第三年，即1998年，讀英國音樂雜誌《NME》，封面是貝理雅，寫著「betrayed」（背叛），當中邀請了很多如Blur等搖滾樂隊批評工黨新中間路線一事。後來又看到Bono當了Jubilee 2000 Coalition的大使，要求西方國家去除非洲國家的債務。我開始更關注音樂的activism。我想告訴讀者，你喜歡那些音樂人，背後都有政治理想。所以我不是像文化研究般做音樂的意識形態或生產體系的分析，而是去書寫那些音樂人所介入的歷史或政治議題。

後來我在《新新聞》工作，之後再去美國唸書。

M：學術的語言跟公共領域的語言，是很不同的，你如何平衡？
張：我最早是1996年，還在念碩士班時，開始《中國時報》發表一些時評，但我試圖放進一些理論性的東西。之後我便開始在報紙上寫。學院有自己一套的訓練，但我很了解知識公共化的重要性。現在台灣公共領域的危機之一就是媒體的公共討論非常蒼白。不過我在寫作風格上，希望能結合有點理論味的分析，但文字上也有一定的抒情性，這個不容易。

M：你的文章在大陸、香港都能看到，你如何把握兩岸三地的感覺？有沒有因應地方作修改？
張：我2008年開始比較積極接觸中國，以前對中國政治的認識只是在學術上，並沒有太多確切的接觸，沒甚麼交流。現在這兩年常去，而且並不像一般知識界的人是去開學術會議，我接觸的比較多是媒體人、文化人和維權人士。我平常也很積極上微博和twitter，所以可以維持比較即時的訊息。去年開始在不同媒體寫政治、文化或音樂專欄。

我認為如今兩岸都不太理解，或者理解的比較膚淺，而台灣又對中國不瞭解。我在台灣寫關於中國的問題，特別是各種社會矛盾，這是台灣媒體一般不報導的。另方面，我在《南方都市報》幾個媒體寫台灣政治，希望讀者可以比較深刻地認識台灣民主。因為在大陸，官方常會扭曲台灣的民主；很多朋友又過份美化台灣民主。基本上，我看問題當然背後都是有一致的價值，比如對自由民主和社會平等的強調，我也希望在這個價值上，去連結更多兩岸三地的民間力量。

M：你怎樣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未來？而台灣和大陸又怎樣看香港？
張：香港和台灣的共同命運，都受北京的影響，而且彼此經驗可以互相參照。比如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不論正面或負面，都是香港的好教材。另方面，北京很早便利用資本力量來影響香港社會政治，這似乎也正在台灣出現。而這兩年，兩岸三地更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如土地正義。像香港從地產霸權問題到菜園村的抗爭，大陸為了開發瘋狂的強拆與徵地，台灣今年的土地與環境問題也是主要社會矛盾。所以我認為兩岸三地的進步力量應該有更多的串連，不僅對抗共同的壓迫力量，也可以彼此學習。

M：可否介紹你認為很重要的作者及書給《META》的讀者？

張：其實我沒什麼特別可以推薦的。但我還是很佩服馬克思，他的理論影響就不用多說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采非常好，這是我作為一個關注理論，也重視寫作的人，特別想要學習的。

張鐵志
台灣文化與政治評論人、現任《新新聞週報》副總編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參與多個NGO，如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委、守護民主平台執委。2004年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2007年出版《反叛的凝視》；2010年十月出版《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現於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香港《信報》、大陸《南方都市報》、《城市畫報》及《東方早報》等撰寫專欄。

META 15-反對壟斷、對抗複製——地產霸權與香港命運

2011-05-31T23:20:00.005+08:00

反對壟斷、對抗複製——地產霸權與香港命運
文：陳雲
編輯：黃啟聰

有錢佬一胞三胎，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妖孽當道香港仆街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散貨場（factory outlet中心）、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導，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一九八二年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暗無天日

一九八八年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一九八九年三月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府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富甲天下，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

政府倒貼市民遭殃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一九八二年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一九七七年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一九七九年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一九八二年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46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一九八〇年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陪，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11.5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衡以今日之標準，可謂匪夷所思。」

政權交接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一九八二年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一九七九年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一九九七年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裡？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是有代價的，必然刺激民主訴求的。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二○○○年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的一代不懂得的方法。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META15

2011-05-31T23:17:00.003+08:00

META 第15期「問君能有幾多仇？」

今期META專題嘗試以另一角度解讀仇富現象，先有陳士齊為仇富現象追本溯源，敘述時代變遷與社會對富人態度的關係，後有陳雲條分縷析地產商的自我複製，鞭撻香港經濟制度的不公不義，配以黃培烽按數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狀況，揭示第四代人關於向上流動的普遍觀感，再加上一位八十後的現身說法，為讀者提供不同觀點了解仇富與香港的關係。
另外，全球化下的農業活動亦是今期META的關注重點之一，當然還有華文作家系列－－台灣作家張鐵志的音樂政治觀。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14

2011-05-31T23:11:00.003+08:00

META 14 領袖發現號!

有人形容政治領袖必須有自己的主張、價值系統和理念，又有人形容政治領袖是對該社會政治形態和水準的折射。趁著特首跑馬仔的展開，好讓我們想想何謂政治領袖。今期META先從蔡子強《新君王論》的領袖學中偷師，再由王永平與方志恆談論政治制度對當權者的影響力，黃偉豪再分析在香港培育政治領袖的困難，還有曾瑞明拆解領袖是如何複製。此外，我們更邀得前無綫編劇鮑偉聰解構香港電視劇抄襲文化，以及沈旭暉談流行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 14更正及道歉啟事

2011-01-22T06:19:00.002+08:00

由於編輯過程失誤，META 14《一個香港新左派的故事－魯凡之》此文 (p.53-55) 出現一些錯誤，
現更正如下：

1. p.53首段第一行，「…家父任幹部，使我小時候看很多三民主義。」應改為「祖父任幹部，使我小時候看很多三民主義。」魯凡之的祖父是前國民黨官員，不是父親

2. 補充資料：p.53第八段談及魯凡之從事文字工作，現補充魯凡之曾在1980年編《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民刊選輯》 (中文大學 / 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 )

3. p.54第二段，魯凡之在1982年創立的是「新香港學會」，不是「新香江學會」

4. p.54第二段，需要澄清：何俊仁、李永達、劉慧卿等與「新香港學會」無關，後兩者與「民協」創立有關

就編輯過程之疏忽及其所引起的不便，謹此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META 13- 洪松蔭：單車安全城與黃色戰衣

2010-12-13T17:11:00.005+08:00

洪松蔭：單車安全城與黃色戰衣

訪問：陶培康、黃啟聰、陳綽姿
撰文：陳綽姿
編輯：何子豪

兩年前有個舞台劇叫《秒速18米》，講述前香港首席單車手洪松蔭的成長故事。從前的追風小子今天成為保險公司的區域經理，想坐名貴房車還是高速跑車也毫無難度，不過他念茲在茲的還是伴隨其成長的單車。訪問當天洪松蔭坐在臨海辦公室，和記者分享小時候愛上單車的經過，說著說著便說了一個單車工業城出來。

單車讓他站起來

「小時候常被同學欺負，一度令我充滿自卑感。」很難想像連續六屆全港單車精英賽冠軍，前香港首席單車運動員洪松蔭的豐功偉績背後，有過一段烏雲滿佈的童年。往後的日子他得到好朋友的啟蒙，開始學習騎單車。「騎單車時我感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實在很快樂！從練習到比賽，整個過程都有股勵志的力量，可讓我建立自信心。」看見洪松蔭臉上眉飛色舞的神情，就知道單車是他生命中的一抹彩霞，在他的童年撥走烏雲，更以成為單車好手為人生目標。

洪松蔭本身就是一個絕佳例子，告訴我們單車不但可供娛樂休閒，若我們能將單車融入生活，對身心健康也有莫大裨益。「在香港，單車被規範了只用於餘暇時間。想深一層，我們可以學習外國，視單車為一種交通工具。」相比其他國家，香港的交通距離比較短，遙遠的行程當然會選擇搭港鐵、巴士，但若只是兩三個短途站，單車便能突顯優勝之處。搭單車與乘搭其他交通工具所花費的時間相差無幾，但可避免交通擠塞，又不需麻煩轉車，更為方便。最重要的是單車不受車站限制，而且免費又環保。「所以單車很值得推廣，在交通工具佔一席位。」

道路安全意識薄弱

那麼，若要讓單車普及，首要條件是甚麼呢？「單車安全不容忽視，我們必先要提高公民意識，才能讓單車盛行。」他指出香港許多單車意外都是因為駕騎者的安全意識不足夠而發生。「他們踏單車的時候，衝紅燈、在行人路上橫衝直撞等，都是家常便飯。有些人甚至會一邊踏車，一邊傳短信和講電話，那怎可能留意到路面情況呢？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相反，外國跟香港有天淵之別，公民意識較強促使單車盛行。不少國家如法國、荷蘭設有自助式租單車服務，借車者會自律地還車。如果同一模式套用在香港又如何呢？「會有被偷車的危機。」洪松蔭打趣地說。另一方面，外國交通配套頗完善，可讓單車成為接駁工具，如地鐵站旁設有單車停泊區，方便市民騎單車到地鐵站；單車也可架在巴士車廂尾部，讓市民中途轉乘。

要讓單車通行，最重要的還是騎單車者、駕車者和行人之間懂得互相尊重。「外國市民會不分你我的互相禮讓，純單車徑暢通無阻，不常發生意外。」可是，香港人沒有相同的概念，單車在交通工具之中沒有地位，汽車更不會讓單車先行。「不少就讀於沙田的學生會騎單車上學，若某段路沒有單車徑，要走公路跟汽車並肩而行。若我是家長，也會擔心子女的安全。」此外，因行人永遠是首要受保護人士，接駁行人路的單車徑路口會有防撞欄，要單車停下來讓行人先行，其實這正正變成了隱形陷阱，造成更多單車意外。

興建單車安全城

縱然大家都知道，缺乏單車安全知識很容易釀成意外，單車學習課程卻不受普羅大眾重視。「這現象很有趣，我們學游水會找教練，學跑步會找教練，但很少人認為學騎單車要找教練。至於學校，若然學生受傷了便要負責任，故較少舉辦這類課程。所以我建議香港政府興建一個『單車安全城』，像交通安全城一樣模擬道路環境，由小學教育方面做起，灌輸道路安全及公民意識。」

洪松蔭認為推動單車發展的另一方法是宣傳單車旅行，現時單車旅遊在外地十分流行，香港政府可向台灣的環島單車遊借鑑。例如在港島區建一條沿海單車徑，沿途可飽覽維多利亞港的美景，借機宣傳旅遊點。「推動單車運動可間接地影響整個工業。」洪松蔭解釋興建更多單車徑，自然能鼓勵更多市民使用或購買單車，這帶動了單車舖、維修及生產單車行業發展得更興旺；引進外地先進技術和裝備，又可暢旺進出口業，創造就業機會，連同單車安全城的通力合作，整個工業都會蓬勃起來。「為甚麼沙田的單車舖比較多？也正因為單車徑集中在這區。」

困難多須從詳計議

的確，要發展單車工業，說時容易做時難，「現時單車未能在香港普及，主要是因為地理、發展規劃、市民態度三方面問題。」首先，香港地皮昂貴，政府並不輕易將部分土地劃為單車徑。「我曾建議政府在港島區沿維港地區興建單車徑，惟地價太貴，土地太值錢而未能成事。」另外，在已發展成熟的地區難以規劃新單車徑，好像要在港島建單車徑便難過登天；相反，新市鎮如沙田、元朗尚有發展空間，就較易可以全面規劃。政府將於2017年建好一條橫跨整個新界的單車徑，經過的地點有荃灣、屯門、元朗、粉嶺，然後連接現有的沙田單車徑，全程共一百二十公里，這項工程目標是令單車在新界成功普及。不過最重要的也是取決於市民的態度，「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態度急進，甚麼事都講求效率，一個字『快』，單車作為交通工具未必能達到他們的要求。」

此外，配套設施對單車發展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香港要以單車代步時，也並非易事。「商場不允許單車進入，又沒有停泊單車的地方，不可能安置單車，那就難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加上單車徑主要集中在新界，要我在港島騎單車上班，根本不可能發生。另外交通配套不完善，例如市民不能攜帶單車乘巴士；乘港鐵則要先把單中一個車輪拆掉當成貨物運送，程序實在很不方便。」他一副無奈的模樣，慨嘆香港人怕麻煩，沒有太多恆心的人就會慢慢地放棄，自然減少以單車代步了。

推動單車普及不只是政府的責任，還需要各界多方面的配合，才能推動綠色發展的潮流。洪松蔭退役後雖然離開了單車代表隊，但他仍出錢出力推廣香港的單車發展，亦會在星期日與一班單車愛好人士，以時速三十公里踩「大冷」。無論他心目中的單車安全城能否建成，記者深信將來在那條一百二十公里的單車公路上，必定可以見到那個秒速十八米的身影。

專業推介：

單車練習路程
為了安全起見，初學者應選擇一些較寬闊的單車徑，例如大埔的科學園，練習時又能欣賞吐露港的美景。當有了一百至二百公里的行車經驗後，即大約五次沙田至大尾篤的路程，可試在馬路上騎單車，路徑如西貢、赤柱、山頂（從山頂下山）、鹿頸路、青山公路的汀九段等。

「大冷」
至於有充足的經驗，時速三十公里的專業人士，則可考慮參加Big Round單車活動，俗稱「大冷」。此活動逢星期日舉行，風雨不改，尤其每年會在年初一「行大運」。每次「大冷」參加人數不定，曾多達三百人。有興趣的朋友可於早上六時，在大埔元洲仔公園集合，或於其後的集合點中途加入。路線從大埔出發至沙田，然後會經青山公路到達葵涌、元朗、沙頭角、粉嶺、沙頭角，最後返回大尾篤，全程一百公里，車隊約花三個半小時完成。

路線如下：
大埔沙田葵涌荃灣屯門元朗粉嶺沙頭角鹿頸新娘潭大美督
路線圖可參考: http://www.facebook.com/topic.php?uid=80081343795&topic=11071

關於洪松蔭

香港前首席單車運動員，連續六屆全港單車精英賽奪得冠軍，及後踏畢於意大利舉行的一百八十公里世界單車錦標賽，翌年開始連續三屆當選香港傑出運動員；他現為美國友邦保險的區域總監，曾創下人壽保單的香港區最高記錄。

META 13 -俯瞰與越境：日本鐵道史的社會學想像

2010-12-13T16:55:00.006+08:00

俯瞰與越境：日本鐵道史的社會學想像
張彧暋

一般人不太懂社會學是什麽，每逢招生日之類的活動，系内師生都有該如何向一般市民大衆説明何謂社會學的煩惱。遇上正在選科的「顧客」提出這個理所當然的問題，我就會反問：「那你認爲何謂社會學呢？」學生就會抱懷疑態度答：「研究社會？」「對啊，就是研究社會。」「那具體來説，研究什麽？」「社會上所有制度的成立與後果」「哪即是什麽？」「經濟、政治、心理、商業、城市、家庭、教育、組織……」這時候，有慧根的同學會有興趣問：「那你研究什麽呢？」「日本鐵道史」。如果時間許可，那我就會說說日本人如何透過建立火車，去搞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國族主義、媒體、文學、動漫畫……端視乎對方喜歡錢、權力還是感情，情況跟給與嬰孩一些物品，看看他喜歡什麽去猜測他未來的興趣。

個人認爲，以上對話總括了社會學（及類似的學科如人類學、歷史等）一些我認爲相當重要的特質。社會學以問題、興趣為出發點，多於灌輸既定的理論、知識、方法。以我自己為例，「爲何研究日本火車？」就是最常踫到的問題。而要回答爲什麽會找上日本鐵道史作論文的研究題目，可能只是一種緣分。

跟鐵道的緣分

「社會」兩個字的意思，其實就是「緣份」。研究鐵道史，如果勉強要找理由，可能因爲我小時喜歡火車模型，或者因爲我幾嵗的時候，曾經住在東京，一個叫江古田的地方。名字聽上去很鄉下，但其實是從池袋坐西武池袋線，三個站就到的地方。江古田是那種相當「日本feel」的小社區：一個小車站，有個跨綫木橋。圍着車站有很多小路，而且總有幾所彈珠機店。你可以想像，一個小朋友隨家人公幹到東京，是多悶的事情，平常最喜歡的就是一個人看火車地圖，而最高興的莫過於假期隨家人坐幾個站火車到上野或者後樂園玩。火車對我來説，就是跟外邊世界溝通的媒體、橋梁。

上大學主修哲學，平常空閒得很，除了讀日文、玩《電車GO》，就找相關火車資料來看。大學時代第一課日本社會導論，就以日本火車為發表題目。大學第一、二年暑假到日本搭火車旅遊固然是一種重要體驗，但最偶然的還是當年日本電影《鐵道員》上映，人在京都，便走到車站戯院觀看。那個時候我的日文不濟，聽不懂對白，但電影中高倉健所扮演的鐵道員背後所呈現的心像風景，有種莫名的力量，震撼心靈，旁邊的日本觀衆紛紛哭成淚人。究竟爲什麽，只是電影頭幾分鐘的火車行走片段，鐵道員在冰天雪地的月臺守候，爲什麽就能如此動人心弦？而我自己的研究日本鐵道史的歷程，就是要回答，爲什麽鐵道能感動人（至少是日本人）的問題。

我無意在這裡把論文的「答案」告訴讀者，我反而有興趣告訴讀者，我的問題如何來？我如何找尋知識、如何走出自己心中的道路？或者：我們爲什麽要知道？

「越境」的智慧

社會學有一種「越境」的智慧。社會學者在找尋答案的時候，有時候需跨過不同地域文化去比較，或者從過去歷史個案入手，以至參考不同的學科的思考框架。我在決定研究這個「鐵道員爲什麽能感動人」的問題，最初從人類學出發。事實上人類學是西方的日本研究學統，會選「文化」作爲思考框架，想來也無可厚非，但學科研究的提問方式不同，結果碩士研究反而以「日本鐵道迷與上班族的生活意義」作爲研究對象。無論如何，研究日本這個「他者」，學懂訪談與田野觀察的技巧，比對自己與自己身處的社會。文化越境所帶來的啓示，其實都是社會與人文學科一種無可代替的智慧。

除了地域文化的「空間的越境」，也可從過去歷史，進行「時間的越境」，對比當下。我主要以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框架繼續追問的時候，發覺如果不以文化解釋當今日本鐵道信念，自不然走到歷史去追問制度起源。美國社會科學，往往有一種迷信，認爲「科學的比較」，目標是用正確的「方法」，可以得到用到所有歷史、社會的統一「理論」。可是，我說的「比較」，毋寧是透過追溯制度歷史，作一種意義的對比、相對化。我喜歡吃吉烈豬扒，發現你竟然吃魚生，就能立刻發現自己相信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全部。社會學「越境」的目的，是要看穿迷信，也就是社會學強調的拆解謎思，看穿自己信了什麽而不自知。

我在閲讀日本鐵道史的時候，我發現過往日本學者的最大盲點，就是沒有質疑過鐵道是有用的這個信念。而要看穿這是一個信念，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頭幾年在讀鐵道史的一些經典研究書的時候，可謂悶得發慌，一心想找到人們對火車的文化意義為何的時候，所得的資料與研究，好像與自己的目標無關。明治時期全是火車股票價格的討論、大正則變成政客醜聞、昭和前期則是天皇出巡資料…

我發現自己對鐵道研究的執迷，倒反成爲自己看不清問題的原委。在思考的過程中，除了社會學，我也走去八卦政治學與歷史學做什麽，在偶然（緣分！）下讀了中國商業史、西洋國族研究的東西，讀的時候沒有考慮過對自己論文有沒有幫助，但大都成爲一種助緣。舉一個例子：我發現，明治時期還沒有現代意義的資本家，而建設火車，就需要龐大的資本，這必須要有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支持。
關鍵問題是，究竟人們是因爲知道火車有用所以才去收集資本，還是因爲剛冒起的資本家要透過股票市場炒作消息賺錢而去倡議火車建設？當時的人們，並沒有一套今天的經濟語言，去合法地談論這些類似今天金融海嘯問題。明治的中後期，鐵道國有化成爲當時政府與資本家最喜歡談論的問題，原因只是政府必須擺平那些因鐵道公司股票虧本的資本家，表面討論火車用途，實際是要應付金融危機，但後果就是製作了大量關於鐵道如何有利國家發展的言論，而這些信念又再影響人們繼續去建設鐵路。

因此，我的明治鐵道史研究，一開始就變成日本資本與金融史的閲讀過程。而在往後不同的歷史時期，鐵道被不同的社會人群，重重復復地拿來當作一個公共議題去討論，但背後的利益、權力、感情卻相當不同，也牽涉到從民主主義到國族主義的討論。也因此，研究一次鐵道史，結果也就了解現代日本經濟、政治、宗教以至旅遊各種制度的歷史。這種跨時代、跨學科的探究，就是我所說社會學的一種「越境」特質。

「俯瞰」的風景

社會學另外要面對的難題是，既然人人也懂得在社會生活，那何需學者説明？在社會學傳統，韋伯（Max Weber）這位幾乎所有社會的所有制度都想涉獵的經濟史學者，倡議的正是上述「越境」的認識，從比較不同文化、歷史、學科去認識不同人們對事物的不同社會意義、歷史緣起與社會後果，所講求的，是意義與社會信念的相對化，破解迷信。在社會學統的另外一端，則是凃爾幹（Emile Durkheim）所講求的「俯瞰」的風景。他最有名的《自殺論》，提出的正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的考量，意思是就算人們在沒有意識到而不自知的情況下，還是有客觀事實可尋。簡單來説，就是自殺的人只會考慮自己，但從社會學者的俯瞰視野下，自殺率卻有其統計上的可預測性。我不認爲只有透過統計學才能擁有俯瞰的視野，關鍵問題是你有多意識到自己的認識的局限性。

制度就是要人遺忘自己的原初目的，以爲自己所想的就是事實的一切，失去了俯瞰自己身處環境的高空視野。在我自己的鐵道史研究中，進入日本大正時期，我發現資料與研究大都談論當時新出現的民主選舉制度。可是，這種新興選舉制度，頗像今天的「區議員蛇宴活動」的利益誘導，爭取選票。不過當時候的日本政客，主要以鄉間地方勢力為對象，大搞「地方鐵道建設」活動。看史料的時候，大家都很拼命的訴説鐵道對國家與地方建設的用途，但無論爲了選票政客，還是不斷爭取火車的地方選民，就是從沒有去質疑建火車的用途。

如果採取俯瞰的視野，那麽你可以說，這些政客鄉民，其實不斷透過火車建設，強化對新出現的民主政體的信念，並將這些政治感情具現化，並落實到一些實際的經濟基礎建設。政客提倡建設地方火車，鄉民不斷陳情請願，都是一種政治儀式，令大家相信自己參與在這個民主國家中，而民主就是世界的最新潮流。火車當然變成一種圖騰，能集合各種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時局不安，並將這些無而名之的集體感情，化作一種行動的目標。人們不一定意識到我所詮釋的意義，但社會學採取的俯瞰態度，能作抽離的觀察，倒是能道出一個高空的角度，提供新的解讀可能。

韋伯認爲，人們總是為價值而行動，也因爲不同的意義而對世界有不同的認知；而凃爾幹則俯瞰蒼生，總認爲人們不一定能清楚認清自己身處的境地。如果把前陣子香港高鐵爭議，用上述越境與俯瞰的社會學想像解讀，那麽我們可能說這不單是支持或反對的問題、或者經濟與地理的技術討論。或者，問題不是火車本身，而是看穿人們透過火車，表達什麽社會上無以命之、難以表達的集體感覺？（參考：《祭鐵道文：寫給2047的歷史學者》2010年1月16日《明報》）

張彧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META 13 吶喊 - 廢墟埋葬了甚麼？

2010-12-13T16:13:00.009+08:00

廢墟埋葬了甚麼？

文：蔡潔

廢墟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地區，但卻背負著人類的過去，是人類所作所為的不在場證據，就像現代人吃進肚裡的食物一樣，食完就算，變成垃圾，不思考食物的真正意義。有人說得好，廢墟有一種在初生現象裡所見不到、只能藉著死寂而感知的永恆性。空間裡所飄浮著的蒼涼感愈濃郁，背後的故事便愈豐富，是那種在嬰兒臉上見不到、只能在老人臉上看到的生命軌跡。因為，初生的喜悅本須藉死亡的重量才得彰顯。

辦公大樓外的空地、高速公路旁邊雜草叢生的地方，都可以說是廢墟。廢墟可以是人類發展的犧牲品，可以是歷史的無情印記。在香港而言，只要它對於人們再沒有一絲的發展價值，便可以定為「廢」，彷彿從此隱形。烏克蘭的普理皮亞季(Prypiat)被喻為是核洩漏陰影下的「城市」，在帶給人類發展核武的新希望之後被人類遺棄，過不了它原有的美好生活；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州，有一塊空地放滿了二次大戰後所有退役的戰機，儼如一個飛機博物館，同時又是一個只屬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時空，彷彿時間從來沒有逝去。在北京的圓明園，是中國曾被列強瓜分的活生生證據。而在香港，大部分的廢墟都是追不上時代發展而逐漸被人遺忘的結果。然而，這類的廢墟卻恰如其分地填滿了香港人因為時代發展太快所產生的空虛感，漸漸被龍友及Wargame戰士捧為天堂、喻為寶藏。不要華麗、舒適、昂貴的商場；殘缺、蒼老、不堪的廢墟，正正是他們所要的。

歐洲的「人造廢墟」

然而廢墟所能夠承載的，其實遠不止這些殘缺、蒼老、不堪。在人們還沒有釐清廢墟的存在價值時，早有人開始以美學的理由興建「人造廢墟」。十八世紀，浪漫主義園林藝術備受追捧，將廢墟加入園林景觀的風潮首先在英國興起，隨即席捲整個歐洲。較為著名的例如奧地利的美泉宮（Schloss Schönbrunn），俄羅斯的亞歷山大宮（Alexandra Palace）……其實不勝枚舉。十八世紀歐洲園林的有趣之處在於，這一邊還是鳥語花香田園小徑，對面卻可以仿照古羅馬遺址，只得一片斷壁頹垣。與那些飽受人類剝削的真正廢墟相比，人造廢墟除了乾淨一點、濃縮一點，其實別無二致——當然，花大價錢打造的，還要越滄桑，才越有品味。

為甚麼要捨棄新的、繁榮的，轉而刻意製造破落和殘舊？有人說，這是一種視覺上的、莫名的浪漫情調；有人說，廢墟常能觸及人的心靈深處，引發人們感懷時光流逝、物是人非；亦有人說，興建廢墟，是遠遠地向過去的輝煌致敬。這樣看來，廢墟的美，確實是沒有甚麼度量衡可言的。明明蕭條冷落、風光不再，卻還是引得人去觀賞、去緬懷，進而把它複製下來，陳列在自家門口才滿足。而廢墟的意義，也是無法以「用處」二字來衡量的，是一種心靈上的滿足。一個生存的空間，從來都得來不易。一個空間所能給予人類的，是否定義在它資源的多少，或它對於經濟、國力發展的幫助？我想更重要的是，一個空間對於人心靈淨化的重要。

Prypiat

烏克蘭城市，原安置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工人和家屬。但在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發生嚴重的核洩漏事件。發生事故後，Prypiat的居民接獲通知要緊急徹離家園，只可帶走沒被幅射污染的細軟離開。直至今天，都再沒有人造訪這個在幅射陰霾下的城市。

Schloss Schönbrunn（美泉宮）

1743年奧地利女皇下旨興建，總面積達二點六萬平方米，僅次於法國的凡爾賽宮。在廢墟風潮的影響下，美泉宮內的皇家花園，有一片人造的羅馬廢墟（Römische Ruine）。至今美泉宮是奧地利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其巴洛克建築風格更使它擠身世界遺產名錄內。

META 13

2010-12-13T02:13:00.000+08:00

META 13-

香港單車行動主義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頁數：76

出版日期：2010年9月

這次的META，以新的姿態帶讀者在香港拾遺：以單車的角度切入，審視香港人對交通、時間等生活態度，先由洪松蔭講述整個單車工業如何可以發揚光大，再由林輝領軍，以單車挑戰的士和地鐵，熊永達教授再說香港交通的思維問題，再由張彧暋把鐵路延伸至社會學的想像，重拾單車所帶來的生活哲學；以及介紹香港各處新舊大小廢墟，從中拾回城市寬容。當然還有講述崔允信和黃精甫兩名獨立電影人的辛酸、陳光興的專訪，以及沈旭暉談拜火教。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編輯部聯絡。

META 13 精華內容：

1.訪問洪松蔭：單車安全城與黃色戰衣

2.《俯瞰與越境：日本鐵道史的社會學想像》

3.《廢墟埋葬了甚麼？》

META@Kubrick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2010-07-02T16:06:00.005+08:00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時間 Time：2010.07.10 (Sat) 3:00pm-4:30pm

地點 Venue：油麻地 Kubrick

主辦團體 Organized by：META

中國人常說：「衣食住行，缺一不可」，偏偏在香港，房屋政策却成為社會的爭議的焦點。地少人多的先天缺陷加上後天土地政策的失衡更令到香港人的居住質素日漸下降，而擠迫的居住環境更是困擾不少香港人。從籠屋、板間房、舊式唐樓到公屋，狹窄的居住環境洐生出不少問題。META特意邀請到本地著名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張智強先生講解擠迫的居住環境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質素及對家的感覺，如何用家居設計去改變空間、改變生活。

嘉賓講者 Guest Speaker︰

張智強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系，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建築師。他的建築及室內設計作品屢獲本地和國際獎項，是首位香港建築師獲邀參加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2000年及2002年），曾入選 Taschen《40 Architects Under 40》的世界當代建築師之一。現為Edge Design Institute Limited的執行董事。為港人所熟悉的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和香港藝術中心大堂及中庭的設計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其網上片段介紹如何把三百尺的空間化成二十四間房，已有過百萬點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g9qnWg9kak

倫敦是如何建成的

2010-06-09T14:37:00.014+08:00

圖、文：林綸詩
香港部分資料搜集：劉琦
編輯：黃啟聰

去倫敦，看歷史及現代文化的比重簡直是3:7都嫌悶了。而且每次去也是擴大比率。繞到後面看，更可以看到這裡不同的單位為藝術及創意眾志成城，無論作為間接或直接的目標，至少加起來的成果確實令這個城市在創業工業方面能健康地成長、開花。

文化資助、人才培訓

Tom當然亦提到一些平日的運作，包括文化人最需要的「資助」。一般而言，資金都是一次性的撥款，大約足夠營運三年，再作公開申請。聽倫敦人說，要開始一門創意生意，即使銀行也容易借得資金，start up cost不算高，令不少人也願意一試。就是政府本身搞的活動，例如一些免費的大型活動，也會找不少贊助商，以確保參與者不需付費也可以享受其中。今年剛過去的中國新年就是市長辦公室推動，與華人社區合作，其他大型節日如印度新年、愛爾蘭的St.Patrick's Day等，都是政府為表揚多元民族而籌辦的大型活動。

Tom說得有條理，顯然也不是只對我們才是這樣。對大部份倫敦人來說，政府的態度和政策都富透明度，於是便有了像Kate Oakley這樣的學者去認真檢視及批評。有趣的是Kate的批判框架雖然與Tom的分類不同，但也準確回應到倫敦現在甚至未來的方向。她把政策鎖定在五方面：

1. 維持並支撐藝術以至文化、企業等的網絡，在這一方面她認為是成功的 (稍後會看到有不少以關係網絡立業的第三部門及私營公司，證明了Kate的判斷是正確的) 。

2. 政府應提供場地：電影院到工作空間，為藝術及創意工作者拓展及創立地方聚會、工作等。這一方面政府是被發展牽著走，很多地方都被私營機構霸佔或趕絕。政府只能不斷「更生」舊區，但當那個區域因為文藝而興盛，租金又上漲，令當區的創意工業走投無路。

3. 在提供資助方面，雖然存在很多機會，但由於小企業不懂表現自己，令資金都不能用得其所 (這也與第三部門介入的機會有關)。

4. 政府致力培訓人才，但其實市場的人才供應已經過多。政府及大專院校等都注重創意培訓，但對技術卻不重視，以至創意工業缺乏技術人員。

5. 大專院校及藝術學院等在十年內與實際的產業情況都脫節了。

以上內容是部分精彩節錄內容，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倫敦這個生氣勃勃的文化之都是如何建成的，切勿錯過第十二期的META。

新界土地演義-陳劍青

2010-06-09T14:21:00.004+08:00

或許菜園村及新界東北計劃下村民的抗爭能夠讓市民對於新界的土地發展情況多了些興趣，但對許多人來說，新界仍然只是一個充斥著水塘、原居民、郊野公園、新市鎮與寮屋等人事物的地方。新界就像廿一世紀仍然未被理解的新大陸一樣，當中地名仍然是掌門人節目主持玩弄嘉賓的材料。對於理解現時新界土地發展方向的急遽轉變、對於長期與世無爭的新界禁區要進行開放、長期與內地連接的沙頭角政策卻要保留封閉的邊界，對於未來十年將會因加速發展而衍生那形形色色的家園抗爭，我們必須重返新界的土地發展史作為基礎理解且別無他選。

土地制度的潘朵拉盒子

除了老土正傳示範了敘述一種官方和諧版的香港土地史，鄉議局為原居民剪裁了一套在殖民地時期被侵害及有鄉土情結的新界歷史，李金鳳在《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一文中論及新界土地史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打開它卻是大量亂糟糟的、沒有嚴謹處理過的土地問題。

除了在二十世紀初將永久業權(freehold)轉成官地租權(leasehold)這種所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新界原有生活模式的說法，背後還涉及測量登記土地時把無人或未能在申述期認領的大量新界土地全都充公為官地，以及開始對於當地地稅的徵收。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新界聯村武裝「起義」事件，以對抗殖民地惡法所帶來的土地商品化，直接成為了港英政府開始照顧原居民利益及建立間接管治體制的原因，亦是鮮有出現於港英政府的歷史詮釋裡。對確認原居民地位這結果，通常的解釋會將其當作宗主國的文明任務，即殖民是為了讓文明散播開去，因此對殖民地的原住民要有關懷這類道德理性的發明。當然，「起義」也是鄉議局避重就輕的史料一則。

新界土地制度的基本確立當然不會是新界歷史的全部，至今還是乏人經營的，是「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遭遇的辛酸史。他們不同籍貫，許多因國內政治動盪，陸續於50-60年代在新界開墾被港英政府侵占的「官地」、或者租借原居民及地主棄耕的農田，以米擔作租賃，刻苦地在亞熱帶氣候的土地上以他們籍貫的農耕方式種田生活。相對於當時不少原居民放洋海外「洗大餅」，現時仍然有許多非原居民在荃灣、古洞、錦田、粉嶺北等地在默默生活，更是將其生活扣連土地，更是得不到土地制度對其家園的保障。當中涉及許多被遺忘的衝突與清拆片段，如因整治梧桐河而逼遷兩旁寮屋，最後出動防暴警察催淚彈收場的石湖新村事件，至今只留下YouTube 一條短片，又如90年代初港英政府要整頓禁區寮屋 (主要為鹽寮下村及菜園角村2200多戶)將非原居民大規模搬遷至沙頭角邨的重置，也毫無基本資料可探，這都顯示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發展史中的缺席。

戰後新人類計劃實驗室

新界除了被看作潛在躁動的火藥庫，他在戰後還是製造本土「類公民」(quasi-citizen)的實驗室。

不論是以往左翼先鋒Manuel Castells論述香港當時政府透過建立集體性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公屋計劃來使廉價勞動力供給位處鄰近的工業資本變得可行也好，還是人類學家Alan Smart 對石峽尾大火這個疑似港英政府縱火的計劃背後一直所希望透過公屋規劃來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也好，我們均看到50-60年代對於開拓新界土地作新市鎮(New Town)的想像在70年代港督麥理浩上任的前後得到大規模的實現。沙田與屯門兩個新市鎮雙生兒，參與了第一波在新界的土地侵蝕，以滿足當時急需將市區密集的不安人口「去中心化」的管治考慮及實驗。於是，以往要乘「嘩啦嘩嗱」進入沙田這個還是古色古香的農村，頃刻已穿過獅子山隧道直往九龍市區。

大量現代主義理性規劃在新市鎮的引入，營造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生活環境，隔絕了以往左右之間的對立，在大會堂舉行的活動成為了「公民」的公眾參與。在此生長的人口，開始不再根植於本地或祖籍的歷史淵源，香港/新市鎮成為了他們的「家」，家庭及個人發展成為了追求理想的新起點[vii]。這些轉化發生的場境——新界——成為了既往殖民管治實驗裡一個解決空間(solution space)。在新市鎮模式被廣泛確定為「成功經驗」後，亦開始在70-80年代期間大規模在新界複製，於元朗、大埔、上水粉嶺、葵青等地區，數據基本上反映2000年已有近半人口轉移至新界，這種殖民規劃 (planning)與種植(planting)的同義獲得充分的印證。

八十後新經濟戰略

的確，新界位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前沿，新界在回歸前可以籠統理解作緩衝帶(Buffer Zone)，在物理空間上隔絕共產主義的滲透。然而，一種商業/資本的邏輯成為無懼的先行者。名為加拿大海外發展公司在文革最熾熱的七十年代中得到當時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格外的政治恩典，在眾多規劃專業及環保人士的不滿下，批准將新界西北一大片的濕地魚塘填平為錦繡花園(Fairview Garden)，遠眺后海灣彼岸的政治局面。從此以後，市區的地產商才意覺到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玩意，於是開始大規模進行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以數毛錢一呎的賤價及各種收地方法(有如趁年輕人出城時找老一輩商談賣地)吸收魚塘與農地，令許多已賣去土地的(非)原居民至今仍然懷恨在心。

這種商業投機結合新界規劃配套的行徑，就成了我們現今日常斑駁的那些「官商勾結」的雛型。天水圍、大埔康樂園、愉景灣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前後發展商在新界大快朵頤的巨型豪宅項目。這些在八十年代以後被稱為「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新)模式，象徵著土地投機及「規劃配套」的邏輯正式進駐新界，並且在回歸後仍然得到晦明晦暗的發揮，如當今正被發展商「三家分晉」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裡的粉嶺北。

官商配合與勾結之別，在於當中規劃論證過程是否帶有認受性。而令人感覺差劣之部分，就是在合理化那些新界規劃的過程中人口需求方面的連番說假。在資本主義規劃裡強調的是需求，人口增長成為了當時包裝內含豪宅項目的新界發展之最佳理由。尤其是回歸前後的那些年來，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的效力消除，政府曾經有一張駭人的地圖，全面地呈現了新界所有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出來，但用以合理化這些未來土地發展的，竟是一些誇張的人口估算，在1998年形容香港在2012年將會有830萬人口，於是「為了滿足人口的需要」，便開始全面發展新界為住宅區，新界東北規劃工程就是因此而起。07年此計劃看到幾年後努力催生也無法交數，於是又在09年說2030年香港人口將會有840萬，重推新界東北新市鎮上馬。但零九年人口增長只37 500人，要在20年內催生130多萬新人口，仍然是非常操勞的事。借用女性主義的角度視之，新界就好像成為了一個滿足生育的場所，她並無自存的主體，沒有耕地農田沒有既有價值，不能自給自足，是依附城市的從屬。而這種思考，成為了當今支援新界土地的交易邏輯背後最為揮之不去的暴力狂想。

未來還看「通勝」

新界以往曾被看作火藥庫、實驗室及(投機者的)「大塊田」，這些說法都要在當下融合的世紀再重新思考。智經有關深港融合的研究報告成為了新界發展的通勝。[xi]在報告當中，新界已經被稱為具國家戰略性意義，並且已為河套、禁區及新界不同地方提出很有可能是權威性的描述。看倌欲知後事如何，要看未來融合進路，而這又是另一場新的土地演義了。

META - Issue 12

2010-06-09T14:03:00.007+08:00

META 12
蝸居香港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2
出版日期：2010年6月

一套叫《蝸居》的內地電視劇，使得內地官方悚然；律師和醫生皆說自己買不到房子，使得香港政府定下九招十二式，且話題更伸延至官商勾結、功能組別。一個家所引伸的問題又豈止於此？本期META將由陳文鴻的殖民房屋政策歷史說起，由陳劍青的新界土地演義接力，讓陳家毅、楊志超和張智強等人把建築、藝術、生活質素、安全元素等融入其中，還介紹各地意想不到的房屋設計，為「家」這個詞賦予更多意義。另外還有解構倫敦這個文化之都是如何建成，和沈旭暉說電視劇《蜀山奇俠》。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Joseph Li 聯絡。

META 12 精華內容：
1. 新界土地演義
2. 張智強：懷念三百尺感情
3. 住好D的香港風格──楊志超
4. 倫敦是如何建成的

META @HKU - PPAA

2010-05-14T14:53:00.007+08:00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得到META贊助，於大學校園派發META雜誌，推廣社會科學，吸引了不少學生取閱。

有興趣訂閱META的朋友，或希望申請贊助的團體，或有意於META刊登廣告的單位，請電郵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META 11 @ PageOne

2010-04-21T13:14:00.006+08:00

讀者現可於PageOne 的「新書／暢銷書」架上購買META 11 !!

PageOne 書店門市

Business Hours
Sun-Thurs: 10.30am - 10.00pm
Fri, Sat, and Pre Public Holiday: 10.30am - 10.30pm

META專櫃@ 天地圖書

2010-04-16T12:07:00.008+08:00

META 雜誌專櫃登陸天地圖書！！

讀者現在可於灣仔天地圖書的雜誌部選購不同期數的META雜誌。

灣仔門市部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及一樓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
(假日照常營業)

香港工運的過去與未來──周奕

2010-03-27T14:53:00.001+08:00

訪問：李祖喬
筆錄：周澄
攝影：彼得發條

第一次知道周奕，是大學時期於圖書館無意發現他回顧六七事件的著作《左派鬥爭史》。幾年後的今天，厚達五百頁的《香港工運史》出爐了。在今天反覆強調金融地產和中產家庭的香港，諸如「工人」與「運動」等詞語，總似格格不入。不過，與其說它們不屬於這個時代，不如說我們在發展的步履中過份狹窄、過份善忘。

令人O咀的工運史
年屆七十的周奕，是個緊貼時代的出色自學者。他是攝影專家、書中後記用上潮語「O咀」、筆者訪問前又得知他「email無法upload要拿去整」，彷彿比筆者還要年青。生於三十年代的香港，前後只讀了七年半書。中二於寫字樓工作，開始參與青年運動。「後來參加來工運，也當過工會書記，那時是48-49年吧，十五、六歲。所以我成長正好遇上大時代轉折。」動盪時期，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極少，但周奕自學成才，並加入《文滙報》當記者編輯，負責工農基層。「退休之後，有個出版的朋友認為，現在欠了一本工運史，因此慫恿我寫。但想了良久都無法下筆。」為何？「工運史難寫，是因為一定要有「工運何處去」的結語」。最後閉關了五年，「連老友叫飲茶也不去」，終於完成。

寫史是門學問，需要深厚的知識基礎與整合能力。熟悉工會運動、當過記者、人面廣又有文字功力，並不足夠。但《香港工運史》卻能在方法學上跳出了狹窄的本土視角，把香港社會和工運的起伏，連結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的政治氣候，注意到即使是學院派都往往忽略的面向。「香港史本身很難寫，較好的是蔡榮芳和陳明銶，但整體而言，很多著作都少了橫向連繫，即香港在歷史上跟其它地方的互動」。如此理論基礎從何而來？「毛澤東的《矛盾論》和《易經》的陰陽學說，一定要讀，去看矛盾中雙方怎樣互相鬥爭轉化」。為了寫書，周奕還特地讀了許多世界工運的著作。

坐在《魯迅全集》與《資治通鑑》前的周奕續說：「最初原本想比較學術，但學術著作和通俗著作之間，都是選了後者。一來我沒有學術根基，二來通俗路線讓我可引述不同的小故事。我較擅長寫敘述，同時引述小故事，對讀者也較易明」當過左派記者，對工會野史自是了然於胸。例如蛇宴的源起，原來是生蛇業本為中國賺取外滙的產業，要用盡蛇膽以外的部份，左派工人便想辦法設計精緻的蛇宴賣錢，最後形成傳統；又例如譚耀宗和劉迺強如何分別引入培訓中心和福利社制度，形成今天工聯會壟斷進修中心的市場；還有鄭耀棠為革新極左派、吸納青年而特設的工人歌唱比賽，如何捧出了一個張明敏。「哈，野史有很多，寫不完。很多正史就在野史裡面」。

香港工運的特點與發展
香港首次工人運動出現在十九世紀，是中國現代史上首次工人運動。部份人後來更在大陸四處成立工會，傳授抗爭協商的方式和技巧。但整體而言，香港工運的特殊性是甚麼？「一方面，矛盾並非只限勞資之間，還有一個英國殖民政府。例如省港大罷工，是政治性的，背後有國民黨的政治考慮和支持，令港英有陰影，限制黑社會與工會活動，工會因此只能輕微活動」除此以外，意識型態之分野也有其獨特之處，周續說：「西方的左右派之爭，不涉及你死我活。但香港因國共折射，令工人間仇視很大，政治性強；連很普通的正常活動都當機密，會務做了多少都只限於內部知道，刊物又少。」不過，政治路線之爭，是否意味不同派別對「工運」的手法和目標有分歧？又或者，是否代表香港根本就有不同政治取態和價值追求的工人階級？「我個人的看法是，其實除了政治之爭之外，在福利事務、爭取權益上，大家取向都差不多。如果兩方都只是爭福利的話，不應有矛盾，但雙方都有戒心，而且雙方都希望爭取群眾，不同的政治背景，更是強烈對立，所以傾唔埋」。

順著這條思路，當香港解決政改問題，加上新興行業和工人的出現，是否代表未來有拋開成見、集體行動的可能？周奕保持其書中緊扣全球脈絡的思維，指出工運是世界性問題。根據他的說法，全球工會大體而言的參與率是愈來愈低。美國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都有60%以上，現在只有20%，所以以香港的20%來說算是高。他指：「回顧二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超越了原始積累的階段（編按：原始積累，指資本主義初期「集中財富以提供資本積累」的過程。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成為「自由」的勞動力）。馬克思看不到資本主義會自我完善化。現在的資本主義，已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優勢。現在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資本家殘酷剝削的階段，而可以勞資兩利，讓工人有更多生存的權利，同時完善社會福利等等」。

「以前五十年代做工會，真的看盡人間慘事，工人遇上白事沒錢處理，工會也幫忙籌帛金、買香燭。今天，個別工人遇上困難，不一定要找工會。工傷、解僱，可以找區議會、立法會，最壞情況可以申請社署的緊急援助，二、三千元可以暫時解決即時需要。以前甚麼保障都沒有，一定要靠工會，因此，今天工會角色低了。現在最多問題是拖欠工資，三大災區：百貨、飲食、建造業；其他的，企業內部福利較好。」見證整個工人階級史的周奕大抵心情矛盾，既安慰於法律的完善，又不得不見證工會的衰落。「現在勞工法例其實算不錯，現在要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問題，工會的作用在這裡；因為涉及立法過程，工會的職能少了。現在有些老工會，奄奄一息，只是成立了，又不會去註銷，只要每年開次代表大會選理事，依章程報告財政開支就繼續生存，所以很多小型工會存在。香港人比較傾向「埋細堆」，成不了堅強實體」。

工會不應淪為政治附庸
如此看來，今天工運所面對的限制，跟殖民地歷史息息相關。殖民地時代開始改善福利，是否會使集體社會運動愈來愈難凝聚人心？周奕認為，這一方面牽涉社會教育，需要教育團結互助的精神。「以前的社會，培養出參與集體、依賴集體；現時有很多小團體，但社會教育始終不夠」；其次是社會財產和資源如何分配。「現時的已發展國家，透過稅收，除了維持發展，也是發展工人福利事業。香港人較傾向多勞多得，公民意識相對低，民粹容易成為爭取民心的手段，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風氣，也成了工運和社運的問題」雖然身為左派，但周奕也客觀評價歷史「港英管治是真的一流，特別在於程序、認真，相對澳門便看得到」當然，殖民時期的黑暗手法有很多「我下本書便會寫六七暴動時赤柱「YP仔」(young prisoner)的獄中見聞和活動，當中的人現在還活動中，已屆退休年齡，他們在獄中有學習和組織起來，想寫一本有關的紀錄。從前國內有本書叫《紅岩》講及國民黨地下集中營，這本書寫成可能是「香港紅岩」」

雖然《香港工運史》像字典一樣厚，但周奕認為，自己彷彿無法回答「工運何處去」的問題。「並不滿意，覺得不太周到，最好成立一個研究小組而非單打獨鬥；我去問工聯會意見，也不是得到太多反應。」答案或者無法得到，但周奕成書的更大意義，大抵在於其一再重申的「工人利益」：「甚麼政黨執政，工會都應該要維護權利，而不是淪為政治附庸」。

編輯：李祖喬

關於周奕
廣東中山人，1933 年香港出生。戰前家居九龍深水叅荔枝角道，曾入讀南華中學附小及中華中學附小。香港淪陷後，舉家移居越南，入讀海防華僑中學附小、西貢廣肇中學、西貢中山中學及嶺南大學安南分校等校。

1947 年回港，任會計練習生，後任五金工會書記及《文滙報》記者。退休後主理海鷗攝影
會，後專心研究香港歷史，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及《香港英雄兒女──東
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

META - Issue11

2010-03-12T14:45:00.007+08:00

META 11
食物版圖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2
出版日期：2010年2月

把桌上每碟菜餚追根溯源，才發現一張方桌儼如食物版圖，匯聚了五湖四海的食物。通過想像和思考，版圖背後是飲食文化、文明歷史，甚至是食物道德。這期我們訪問了食家蔡瀾，探討食物保存快要消失的；張展鴻博士帶我們漫步香港飲食文化在媒體及地域上的發展；還有自在生活的楊寶熙女士和營養師葉珮詩小姐娓娓道出健康飲食之道。META亦請來了馬國明細說地踎飲食文化、鄒崇銘解釋公平貿易，為讀者揭開版圖背後的大千世界，讓讀者連結食物背後的知識和網絡。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Joseph Li 聯絡。

META 11 精華內容：
1. 蔡瀾：我做節目，是為了保存。
2. 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
3. 越食越有機
4. META 食物研究資料庫
5. 香港工運的過去與未來──周奕

META 大專生編採義工召集！

2010-03-01T16:03:00.000+08:00

META 誠徵大專生義工，處理META 日常編採和後期工作。如果你是大專生，對出版或辦雜誌有興趣，具中英寫作能力，關心社會時事，希望了解及熟習雜誌的專題設計、訪問、撰文、編輯基本技巧和基本排版知識等，請於三月十日或之前電郵你的履歷表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META 編輯部聯絡。（修讀一年級者優先）

阮兆輝：粵劇是藝術，也是商業

2009-12-21T02:05:00.000+08:00

(訪問刊於META07 門外看西九)

按：
阮兆輝先生被稱「萬能泰斗」，乃粵劇界的資深前輩。提起新光戲院的前景立刻一臉擔憂，對粵劇場地的追求努力不懈。西九龍能否為傳統藝術提供一個合意的舞臺，以解粵劇老倌的心頭隱痛？

M：META
阮：阮兆輝

訪問：張開圍、李祖喬、甘文鋒
攝影：陳遠東

M：粵劇界的主要場地新光戲院最近要結業了，作為粵劇界的一員，你怎樣看香港的場地問題？

阮：很多人知道新光戲院快要結業，便覺得無問題啊，政府這麼多場，但我看法不同。全世界所有地方，都不會一間文娛劇場也沒有。好多地方都是高地價政策，例如紐約、倫敦，譬如說一個劇場，是三層賺錢還是七十層樓賺錢？當然是後者。但這盤數，紐約、倫敦都會計算啊，為什麼別人也可以保留古老劇場？這是文化意識的出發點──如果你覺得香港有文化，便要尊重自己、尊重劇場。三十多年來，多少名伶在此做過，多少戲在這裡演，包括三十幾年的國慶晚會。這是歷史，但香港仍然是殖民地思想，什麼都不理，無話可說，我一個人的力無法挽救，談不成，我還有什麼方法？為什麼全世界都保留到，香港不可以？別人重視文化，會有政府全民保育。政府得鼓吹地產商和既得利益者去保存地方，我提議過，但政府說不可以，否則官商勾結。勾結就勾結啦，因為這是為了保育藝術啊。

M：西九可以彌補嗎？

阮：新光拆了，沒有了，然後連接到西九了。西九我們很樂意見到，也給了很多意見，政府也是跟著我們意見去做。但是第一，西九目前還是很遙遠，時間上還有很長的路；第二，西九整個地形令人很擔心。從山頂望，西九在海邊，香蕉形，最尾是西隧的出口。從最近的油麻地到西隧出口要多久？等同於文化中心行到佐敦，很遠。交通配套中間有什麼入口？我們擔心，人們看文化節目越來越不方便。巴士總站沒有了，天星小輪也沒了。如果你在尖沙嘴任何一個地方吃完晚飯，去文化中心看節目，坐捐右捐，落地道又上返來，過馬路，很不方便。一個文化場所，交通配套很重要。現在西九不是在民居裏面，而是外面。外面呢？不知道交通配套如何，也不知道到時會如何劃分行人區、休憩區。乘涼、散步，和劇院是完全不能相配的。粵劇表演，要的是旺人流，而西九是幽靜的，是兩件事。

西九會不會成為將來的悉尼歌劇院？只是海報樣，遊客去照相，行過公園進去，無人，靜，一年不知道幾次表演。如果有座這樣的東西，我們會覺得很傻。一定要打造一個理念。海濱與看戲，是完全不同的兩條片，如何將兩條片打造成一條片，兩者都流暢？眾多表演藝術裏面，最主要是場館，如果一個場，旁邊無野、四圍靜英英，方圓四百里杳無人煙，很得人驚。政府應該清楚指出休憩區在哪裡、在哪些地方進入，劃分兩個不同世界。我們不想吵到休閒的那些，人頭湧湧，對他們也不公平。

M：其實現在粵劇界發展如何？有西九後，會不會有不同的情況？

阮：各自發展，很自由。觀眾數量不用擔心，問題是我們給不了好東西人看，太多人做，所以亂。忽然有的就會很多人，另一些就沒有人看。但這是經商，是商業。藝術是表演的，經營是賣票，始終要有商業手法和運作。政府太好了，找幾個機構，給很多錢，認為有需要就去申請。出發點是好的，但自然會有人巧立名目，著緊如何寫好proposal，如何找到錢。我們不能說派錢不好，不理你又不好，是不是？但長遠來說不健康。因為申請到錢，無人看，助長了派票。你們可以做一個研究，得閒去高山劇場，戲飛周圍通街派。

西九落成後，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沒有街坊。喜歡看戲的人，不再會跟不會看戲的人坐在一堆，混雜一起。平常那些街坊的反應、言論、態度都是去聊天而已，講下吃咩、三姨媽探親之類；喜歡看戲的人就激氣咯。

M：那香港粵劇今天的整體發展是否比較接近民間？跟西九要求的國際形象又是兩回事了。粵劇在西九的未來是否應該多一點什麼元素？

阮：粵劇是雙面性格，等於京劇，殿堂可以面向國際，我們可在西九給遊客，也可在立足於街頭民間，同樣是藝術。其實我們的形象可以好高級。只不過是演出時候得磨嵌。我們戲曲深入淺出，不完全咬文嚼字，慢慢就會知。對於演出形象殿堂化，我不擔心；我擔心如何孕育一個營商環境，現在怕拿不到錢就殿堂，滿腦子問如何拿錢，是拿不到錢的，下次拿什麼？所以我是從來不拿錢的，尤其近年。下下要政府給錢，並不是長遠計劃，做生意的，爲什麽拿綜援。

我不會一個人去主導想應該加什麼元素。一個藝術，不是想民間就民間的，有時候是不能民間的。我們這麼古典，為何民間接受到？因為我們有接近民間的一面。民間不抗拒古典的藝術，是很難打造的，不是官方說有就有，是累積的。戲班發展停頓人才流失，是因為六、七十年代文革影響了香港，而不是因為它古典。我從來不害怕觀眾年齡，最初我也怕，作了研究。但其實我十來歲的時候，一樣拿著個波坐著看，不知道（粵劇）在說什麼。但抗拒又好，不抗拒又好，我也叫大家買票看，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文化。你可以不喜歡，好像日本的能劇，不是個個喜歡看的，但是他們知道嘛。

M：以上是你個人意見，那麼業界裏面對此是否有共識？還是有分歧？

阮：當然不能說整行都有共識，但大前提是好的。有個西九當然好，多兩間劇院當然好。但實際上劇場到我們手是幾多年？現在我們是栽培後面的人，十幾年後，我們這輩子人還能做什麼？六十幾歲啦，阿公阿婆阿爺，到時還能有什麼可以拿出來啊。所以我們盡力將精神擺去栽培後輩啦，如何處理問題，如何接班，如果不是蛇無頭，就會散沙。

希望政府真的聽意見。與政府溝通好簡單，但政府架構我們不熟悉，政府運作我們不熟悉，但政府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我們很多時做了一輪才知道原來不可以，白費心機。為什麼不可以我有idea、你告訴這個不行的原因？不緊要的，因為這個是真（溝通），好過我們懵了幾年之後才告訴我，「其實最近我們又不是這樣想」，然後又無了件事。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多次，整個計劃大概雙方都同意，卻無了下文，無答覆，告訴我經過某月某日某個會議是這樣決定，這完了。那是什麼意思？
 M：你們與其他界別是否有合作？

阮：有啊。大家其實很支持我們。如果政府給了東西我們，其他藝術界別會不會吵？其實不會，他們也很明白。現在是傷害我們。

M：不同藝術形式的合作呢？例如交響與流行曲那類？

阮：打造中。早期通常是舞臺、舞蹈、話劇藝術的合作。我們都想要吸引人、讓人明白，但不是去取代，而是去推廣，將這些東西帶給大家，而不失卻粵劇原貌。廣東省的粵劇說要走向交響樂，卻太走向西方了。動輒幾百萬搞個什麽戲，幾乎不知道在做粵劇。為何要將中國音樂推向十二平均律？你去日本，歌劇理不理你十二平均律，能劇睬你？印度睬你？不是全世界都行的，有民族性的！中樂是不同樂器尋陽夜月，各自發揮自己的樂器，不是全世界同一個譜同一個音。我們全部是以靈性為標準，不是規範，不是操兵。所以慢慢從以前，變成個體，再到後來再合奏，擦出另一種火花，每一次都不同感覺。

M：你覺得需要一個文化局嗎？

阮：有哪一個地區，康樂淩駕文化！？我閙了十幾年！初初有個名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混他的帳。文化節目組？文化又怎可跟節目等同？我們對歷史太淡薄，不瞭解文化是什麽。你看紐約，本來歷史淺，二百年，但人地死守不放自己的些微；新加坡，什麽都不放，滿街是廟，文化來的！維繫這麽多種族，印度廟，回教廟，中國人的廟，都給你，因爲覺得文化基礎是神，可化解戾氣爭執。其實他們的粵劇團都很業餘，但常常派粵劇團出外，香港就沒有了。你問下曾生。

M：哪位曾生？

兆：兩個都是啦（笑）。無論如何，粵劇現在很大危機，要出來說話。本來我不想講，我有我做爲什麽要跟你說，但現在不可以了。戲曲藝術需要群衆，不是給錢我們做這麼簡單。多人看，不是成功，而是要認同，看完後認同。我們不單只是藝術，也是商業。不是藝術家就不吃飯，每樣藝術都從經營開始。多人看，成氣候，再磨琢，觀衆就看。現在成不了氣候。

後記：
一代名伶阮兆輝在舞臺上精彩演繹唱做念打，面對面訪談同樣盡顯老倌身份的聲情並茂。對表演藝術的投入和熱愛，對行業現狀的嘆息與擔憂，對薪火相傳的關注與展望……流露在舉手投足，眉梢眼角之間。穿梭舞臺的人生，臺上臺下他相同的認真。

其實，「我爲什麽要跟你講，我做我的就好了。」藝術家的脾氣表露無疑，阮兆輝卻坦然得這般可愛。

藝術的基金經理──梁展峰

2009-12-21T02:02:00.001+08:00

(訪問刊於META07 門外看西九)

按：多年來，人們不斷討論西九的藝術表演、商業項目，但誰來管理這些項目、做品質監控？好像被人遺忘了。他們是策展人、藝評人，還是藝術管理專才？或者，這些身份都是同一個人？從自由工作者轉行做全職文員，用過來人的身份指出香港社會的藝術盲點，梁展峰自稱是一個藝術的基金經理。

M：META
梁：梁展峰

策展人以藝術作為商業
M：談到藝術，普通人只會想到畫家、攝影師，他們甚至不知道甚麼是策展人，這一群人可否說是被遺忘？

梁：人們改變了看商業文化的焦點，所以策展人一定不是被遺忘的一群。他們就像導演，以前看戲是看演員，現在會看導演。十多年前西方流行的，今天便走到香港。從前外國有一班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做展覽，於是有了策展人的潮流。以前所有展覽都是由官方的人做，只不過不是香港的公務員架構，而是博物館學的架構。他們本來就是從主流機制脫離的邊緣東西。其實，藝術從來要人策劃，現在大家取向變了，策展人就要現身（visible）。

香港做藝術做不到長工便要做自由工作，包括藝術行政和策展，所以大部份是獨立、自雇的。所謂「被遺忘」，或者說是「被忽視」，只是思路層面。因為整個創意產業都是這樣，才有足夠大的空間去突破，主流裡的限制令你不可以做六四、六七暴動的展覽。只有自由工作者才可以有大膽的意念，所以他們針對創意的質素，不是迫出來，而是必然的。

於是問題便發生了。這種行業的結構如何被管理呢？顯然香港無這個概念，所以覺得很難搞。資源如何從官僚流到自由工作者手上呢？就要靠所謂的中間人，所以為何策展不會被遺忘，就是它正好站在這個中間位，他醒便搵到錢，差便搵不到。然而，你不會知道賺到錢的中間人如何分佈資源，於是出現權力和公平的問題。打個有趣比喻，法國大革命貴族皇帝開始失敗，但社會轉型總要有人掌管權力，而非直接分給農民，這班掌權的人就是最搵到著數的小資產，他們就是策展人。其實為商業畫廊策展真係搵到食，但讀藝術教育的未必接受到自己咁商業，或者接受不到藝術是商業。策展其實就是黃柏高，但大家不想做容祖兒。

M：藝術家會否受這些小資剝削而得不到足夠金錢？
梁：「剝削」這個詞語太嚴重，也簡化了事實。第一，究竟藝發局是否一種中間人？它的錢都是來自民政事務局，所以可能它也是「被迫剝削」。行政主導的工作文化需要很多成本，令藝術家分少了錢。我不當自己是策展人，因為我不認同這種做法，但要有制度地運作，這無可避免。自由工作的好處是逐份工作計算，相對簡單。

香港一個大死結是：除了問政府就沒有錢。政府又未能令有錢人投資落香港藝術。諷刺地，我有錢都會買張Andy Warhol，而不會買張石家河，即使我買了石家河，也不會告訴你，但我買了Andy Warhol卻會講你聽。現時的局面，是即使有錢人肯投資藝術，也不會投資香港藝術。之前蔡國強（華人藝術家）在美國做展覽，贊助人是何鴻燊家族。有錢人並非不支持藝術，但支持藝術，不等於支持香港藝術，更不代表支持香港藝術家。

因此，中間人剝削有好多原因，例如藝發局無能力製造一個業界的參考數字。很多廣告公司問我開價，但其實大家都無參考數據。外國市場有參考價目表，列明不同尺寸的作品，畫家可以得到的酬勞。香港沒有這種指引，你可以說藝發局做得不好，但其實藝發局在你申請資助時會提供這個表，只是當全港只得一個資助機構，這類參考數字就無公信力；如果香港畫廊各自有價格表的時候，數據便變得有力。

M：聽過一位老師工作十年自資開展覽；但自由工作這樣做卻十分困難，情況好像很無助。

梁：無助有很多原因，例如被高地價政策牽住。做視覺藝術當然是想搞展覽，但無錢借地方，最後落入香港的死局。但是，藝術家應用創意思考無場可以點做；管理層只顧場地，反而不夠彈性，例如我常說商場可以突破這個死局，除了大陸，整個亞洲區都無可能經常找博物館做展覽。日本可以在百貨公司開畫廊，相比之下我們不夠創意；外國賣藝術品有套餐服務，商業觸覺敏銳得香港無法比。其實無助最大問題是從藝術家到政府，都對「藝術如何作為一種商業」全無概念。

有兼職的基金經理
M：藝評及研究藝術歷史可否改善情況？

梁：需要，但不是這種投資。有股票（藝術）便要有股票分析員（藝評），但當香港股不值錢，便無人投資。一個基金經理無客，就焗住要寫埋股票分析（香港藝評），其實就係sell返自己的貨。所以藝術工作者便有多重身份。若果香港藝術值錢，藝術家便不用寫藝評了。

為甚麼我常說藝評或者藝術歷史重要呢？藝術是一個無底投資，所以應該思考如何催谷香港藝術，但香港人都覺得藝術家是精英，不應該跟錢有關；當聽到藝術同錢可以有關呢，又掛住賺錢。即使我們這代人好過上一輩，但也不懂平衡錢和文化。自稱識外國文化的官員，只不過是學人排隊睇百老匯（Broadway）而已，不會知道人家背後的宣傳，亦看不到外國人的藝術商業。

M：西九是否應該作為香港的藝術轉口站，借外國的藝術品去吸引週邊人士，再推廣香港的藝術？

梁：暫時大家都在走這條路。我認同要繼續做，但香港永遠不能在大中華排第一二。西九要做文化轉口貿易，將外國好東西試一次，效果好的話就賣給大陸。不過，這樣做對香港幫助不大，而且未必推廣到香港貨，只是我懷疑在香港交易的（dealer）比生產的強。

M：是否因為香港最頂尖的人材都去了做商業相關的工作？

梁：我不認同這套文人鬧商人的想法。很多東西是自己選擇，取決於個人目標、如何看待回報。因此我會用正面一點的說法：政府未能推廣「除左搵足夠錢去生活之外，我會有其他生活的道路」這個價值觀，新一代也未能接受「為藝術而犧牲」。這不是負面的講法，是現實。

創意教育有得教？
M：創意教育是否唯一的解決方法？

梁：我不知道。現在的主流文化議題不合我的邏輯。先講教育，講得好聽，是我作為一個教育家，有教好你的理想，難聽點，就是強迫你去相信，我對這過程有保留。再功利一點，一個政府推行教育，不單是推行一個價值觀，而是一種管治的教育，告訴你聽應該如何去符合我的統治原則。連教育基礎我都弄不清，所以我唔知咩叫創意教育。

第二，創意是否有得教？當創意可以變成規則的時候，可否保證到你有生產能力，而你的作品有價值？我地講創意教育，會立即想到它的使命，但我擔心它淪為另一種教育旗下被消費的品牌。我的悲觀是建基於客觀的環境──教育制度沒有突破，是否可行？一間臣服於教統局辦校條件下的學校，可否保證到創意？「創意」已經變成一個政治正確的字眼，但創意一向是啟蒙學生，為何現在要強調？我覺得這並不需要。

M：香港對創意工業以至藝術的認識都好低，係咪唔應該發展藝術？

梁：創意產業最初是負面詞，但英國把它變成正面字眼，而香港根本沒有研究過便照抄英國。創意產業的重點到底是創意還是產業？這個窘局香港政府還未開始思考，只以為是電影、娛樂業。香港連最細的問題也解決不到，我永遠記得「西九第一集」的時候，長毛輕輕講了句「個個收工都八、九點，仲得鬼閒去你個西九睇野咩？」其實這個問題已告訴我們，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態度完全不利文化發展，除非我們對文化發展重新理解。但經常用西方標準，不相信自己可以建立一套新的標準，永遠不會有突破！不過，政府不會這樣思考，因為重新思考人生價值同社會意義，對它來說是危險而不合理的。

展望，香港藝術
M：個人可以做到甚麼？

梁：我會相信騎劫（hijack），並且相信西九有機會重演「時代廣場現象」。政府想西九做某些事，最後我來做另外的事。事實上這幾年有很多騎劫事件，所以我對西九的呎價無興趣，反而想看誰做CEO，然後可以幻想和部署有甚麼騎劫的空間。所有事都是「政治先於文化發展」，西九建好一半就知道可以如何騎劫。同時民間不會靜觀其變，像楊秉基，拎成條旺角西洋菜街去搞自己的西九。行政主導最後都是你踢佢一腳佢郁一下，所以不應該幫佢做野，而係等佢死，我再思考點踢佢。學術一點的講法是「六八學運之後無烏托邦」，只有在微烏托邦發展，所以你見我做的展覽都很小，而且做最近身邊、而有效果的東西，讓人繼續留在這個圈之中。

M：最想帶給香港人一個怎樣的展覽？對象是誰？

梁：我會用博物館學那套，勾勒一些已經存在的現象。香港人未準備好外國的那一套，觀眾既忙碌，也不愛用腦。當代視覺藝術的特色是精細，但主流觀眾要震撼的視覺享受。此外，藝術家也未準備好和策展人討論新的展覽模式，大家會當成一個工作，若兩三個月要交貨，便和廣告公司無分別。因此，我選擇以傳媒為對象，他們覺得，能夠反映社會就有生活價值，哪怕是片面和錯誤的，雖然我不認同但這很有意思，因為我可以借他們去重新展示香港藝術。因此我經常用樂壇、股壇、潮流比喻香港藝術。前陣子我用「新世紀福音戰士」去推銷香港藝術，記者聽得明、覺得「得意」，便會刊登。

M：學校的課外參觀可以培養下一代的藝術品味嗎？
梁：我覺得不會變差，但未必會好。正如小朋友拉小提琴，孩子一定懂但未必喜歡。我會說過去十年多，大家對藝術接受程度高了。以前的人見到藝術就走開，現在年輕人有空會學。

政府不是無做事，而是做得慢，也不懂量度質化的藝術。美國搞藝術，是要踢走有共產主義成份的文化；英國搞創意工業，是要解決失業率。好心政府搞文化政策就「陰謀論」一點，想搞滲透教育就搞，但我懷疑政府連目標也沒有，根本唔知點搞。不過亞洲社會都一樣，這是生活文化開始改變，任何人都好難在資訊年代預見未來。從政治角度推動文化是過程，要知道自己的目標，或者要推動價值觀。欣賞藝術品由藝評人去做，高層思考宏觀政策，例如對社會的影響。其實想用西九搵錢，根本不應該搞，因為計唔到條數。因此我對政府從來無期望，只是看民間如何騎劫政策。

M：藝術團體可以做甚麼？

梁：我成日問民間機構會否搞「策略性合作伙伴」。合作不一定是共同籌備節目，可以是分享資料去配合。香港每年有很多藝術節，但其實消費市場已經飽和，與其思考如何創意，不如推敲當老人潮、龍年出生效應來臨，社會的文化活動如何走。這才是管理層要有的思維，騎劫只是閃光。然而，這很難出現，因為我們的消費群重疊但只有一個資助機構，分享資訊容易讓人感到是互相抄襲。合作概念不止是市場推廣，要有火花必需互相溝通。今天不是講個人的創意教育，而是集體的合作創意，才是有商業潛質的產品。

後記
梁展峰是個多種身份的人，官方不能界定沒有單位的他，沒有固定職銜令他沒有地位。然而，講創意的社會為何要人有固定的職位？訪問完畢的閒談，他告訴記者，香港人應該擅長講身份，但講了這麼多年，大家還分不清自己是討厭、嚮往還是逃避迷失。

META@ HKBU

2009-11-10T11:00:00.005+08:00

早前META 與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合作，在浸大校園派發META雜誌，吸引了不少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學生。浸大編委會和META互相交流，該會的編輯、記者分享閱讀META的感受和經驗，META編輯也對浸報提出一些意見和想法。

一磚一瓦一字，建造城市磁場──專訪陳家毅

2009-10-12T13:15:00.006+08:00

(訪問刊於META 10 香港---亞洲文化點)
撰文：黃愛華
訪問：黃愛華、黃啟聰
攝影：何子豪

靜下來的城市最怪異，
每扇暗下去的窗戶門扉都反映了心最底的心境。
──《重顧草莓地》陳家毅

從來沒有聽到有人形容香港人，形容得如此「到肉」：「香港人最有趣的地方，是他們不回家。雖然街上的人已經很多，但他們總要去一個，別人看到他，同時他又看到別人的地方，才有安全感，這也是一種磁場。」

很難想像，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建築師，為何能如此細緻地道出香港人的特性。這位參與設計書店Page One的建築師陳家毅，年前出版過一本《城市磁場》，描述了多個讓他一去再去的城市，如擁有磁場般懾人，讓他念念不忘。如他所說，也許「人」正是香港這座城市中的磁場，想起來倒有卞之琳《斷章》的意味：「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看你。」人和人、人與風景，城市裡某些東西與人在互相吸引，讓你在囂雜的生活裡不知所以地沉醉其中。也許，能夠建立這種磁場，或是擁有這種特質，是成為一位成功建築師的必要條件。

在裝飾得華麗的酒店大堂與陳家毅談話：「做建築，很多時我不喜歡點破主題，希望讓人多去幾次，逗留久了才慢慢發現。」正是他那種值得玩味而充滿人文氣息的建築理念，引人發現發掘，讓人會心微笑。

將人變成風景的書店
酒店大堂人來人往，可是你沒法不留意陳家毅，好幾個人坐在他旁邊，他的聲音響亮而清脆：「我還在做另一個訪問，不要緊，一起坐下吧！」剛好老夫子的阿爹王澤亦走過，陳家毅就愉快地衝上前，還把他介紹給記者認識：「他是我老朋友，想不到在這兒碰到他！」如此親切，讓人難以想像這個男子，就是得到過多項國際殊榮的新加坡國寶級建築師。

或者，正是這種熱情的性格，使他的觀察力特別敏感。

讀者對他最熟悉的，莫過於他曾參與設計的書店Page One與紀伊國屋。兩家書店分佈在亞洲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國度設計書店，要顧及的自然是書店是否能與當地的文化和個性互相彰顯。香港的Page One 相信不少人都去過，當中讓陳家毅最寵愛的，是已閉業的中環分店。

「我自己好喜歡中環分店，可惜去年租金飆得太高了。如果你們有留意，中環店鋪的空間和傢俱是很長的，窗口的位置都不放置任何書架，讓大家可以從書架處看到外頭，窗外頭的人也可以看到裡面。我還故意讓店內的人可以看到鏞記的招牌。」他希望將蘭桂芳及鏞記都收入書店，讓中環的特色能呈現，每次，他要做一個設計，必然會在附近閒逛，當他走在荷里活道時，他發現那裡有很多明朝傢俱，那些桌子都特別的長，亦因而啟發了他。

裡頭的風景，正是從外頭收集而成。而外頭的人，陳家毅也相信能被店內的人物所吸引。

比方說也是由他所設計的銅鑼灣Page One，位置在時代廣場九樓，一般人逛街或吃飯都不會到九樓。陳家毅於是將整個書店改成透明式，由於書店形狀過於四方，他便在裡面加多點曲線位：「裡頭的人動線因而與外面不同。」玻璃的設計，讓外頭的人能看到裡面的人，正是他認為：「香港人要去一個別人看到他，他又看到他的地方，才有安全感。其他人會被書店內漂亮的人吸引，所以，人正正是吸引人。」

結果，即使書店位於九樓，但仍有很多人拾級而上，甚至帶動其他商店，他帶點得意地說：「至今，每年我仍收到時代廣場寄來的紀念品。」

在英國留學，又在意大利居住多年，到現在他時常來往伊斯坦堡，他在書中形容這是「移情別戀」。在歐陸與英國游走多年後，他感覺：「在歐陸或英國，看人文藝術的地方很好，看完一場戲後下面會有畫廊，咖啡店又會連在一起；但在亞洲，我感覺很多東西都很商業化，或是他們做的東西並非出自一種興趣。在香港，就算有人想做，但地價又好貴。當Page One給這個機會我時，我希望將那裡變做一個人文的地方，不單單是書局。」

西九與濱海灣
倫敦、伊斯坦堡、羅馬自然讓陳家毅炫目，歷史留下來的藝術及建築傳統，使整座城市令望者驚嘆。一座城市的建築道出的是城市裡人們的藝術修養及內涵，而香港近年發展的西九龍文化藝術區，正表現了香港終於了解藝術文化對於國際級城市的重要性。

然而關於西九文化藝術區之興建方案及內容爭議不斷，讓工程遲遲未開始，對此陳家毅以新加坡濱海灣（Marina Bay）作例子：「Marina Bay看上去似乎沒有西九龍般的野心，但實際上是有的，但方法是將這個東西，花十年二十年慢慢建立。」濱海灣原是一個海岸，後來填海成了一個灣，最初興建的是包含表演藝術圖書館、多個大型表演場地及錄音室的藝術中心；但愈來愈多建築將興建，例如金沙綜合旅遊中心、兩個新熱帶植物園及室外的浮動舞台。

陳家毅語帶可惜地望著窗外的維多利亞港說：「我覺得就西九龍這件事再爭吵是沒用的，應先放下Master Plan，除了建築外，景觀也好重要。今早我向外邊望，覺得香港人有這個灣，環境真的很美。但除了我們在玻璃屋裡頭望，一般人與水的接觸很少，真的很可惜。我希望西九龍可以帶回水和人的關係到這個城市，並帶出香港的特色。至於，不論建築是否標誌性建築（iconic building），它都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有種自信心。」

不要二手的masterpiece
不過，要如何才建立到擁有地方特色的建築呢？是否本地建築師才能夠興建出屬於一座城市的建築？無論是Page One、紀伊國屋，或是陳家毅本身，都反映了全球化下，建築師幾乎不分國界地在不同的城市裡頭用磚頭、鋼枝勾畫自己的理念。有些人覺得這是交流的機會，但也有人覺得，當一個建築師並沒有與一個地方經歷甚麼時，往往難以讓建築與本土文化相得益彰。但陳家毅卻認為：「只要建築設計是好的，是哪國人設計都不要緊，甚至那人已否畢業也不要緊。很多地方都犯過這個錯誤，堅持要本地人，結果只能得到一個二手的masterpiece，只能將別人已擁有十幾年的東西，重新製造。」他更覺得邀來國外優秀的建築師，建成的建築物甚至可帶動其他設計：「就正如鳥巢，其實帶動了整個北京的建築發展。」

外國人帶來的新角度，他覺得是重要的。被問到會否覺得北京奧運場館鳥巢失去中國特色，他又指出其實鳥巢是很中國的。他在杭州曾經看到一些手織的籃，提及這些，他不禁笑起來興奮地說：「真的好漂亮，我也忍不住買了好幾個。就是這些傳統工藝品，啟發了瑞士的建築師，讓人能夠以一個新觧的角度去看傳統的東西，建築是很巧妙的事情。」而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啟發」並不一定代表是相似，而是能夠帶出一種修養，當你吸收了一些靈感時，如何自我再創去將它化成另一件作品。

「好的建築一定要發自內心」
任何藝術的啟發點都是無邊界的，它可以來自另一種藝術，又或是源於生活。而陳家毅不斷強調一點：「好的建築一定要發自內心。」這種發自內心的探求，大抵對他來說是一種好奇與發現之間永不完結的遊戲：「人性，其實這麼多年都沒變，人對事物總有好奇心。而你要做的就是想想，怎樣放置一樣東西，能引發他們，讓他們一來再來。」鳥巢建築啟發自精細的竹籃，那陳家毅的繆斯女神，他的觀察力及對世界的好奇，又從何而來？

電影的畫面流動，以鏡頭勾出整個空間感，電影對於他必然有種特別的意義，他甚至原本是打算修讀電影系的：「有點好重要，看電影，對於人與人之間那種關係，可以觀察得好sharp！」光影之間，觀眾以代入又旁觀的角度去參與和解構，造就的是另一種創造：「在做建築師前，我就很喜歡看電影和看書。其實寫文章跟建築好相似的，寫東西，利用的是不同的句子構成一段；而建築，利用的是空間、書架、柱。字，構成一篇文，整件事其實跟建築都很相似，可以變化出靈感。」他提到他在英國所讀的建築學校，教學生們建築形式，讓他明白作品應發自內心，而且其實變化多端。

入芝蘭之室，久而愈發其香
藝術的形式或者不同，但它們的底蘊卻同出一轍，互相流動。陳家毅設計的其中一家書店，靈感就是來自張愛玲小說《連環套》。書店剛好由六個部份組成，或許逛書店的人一時間未能看出關係來，但空間與空間之間卻連環交接：「張愛玲說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我將它變成空間。當然，這種轉化有時行得通，有時行不通。」

在舊時的藝術與現今全球流通的美學間，要能採出真正的美，而又不失卻地方性，是不是我們要在建築物的屋頂加上琉璃瓦就行？在傳統與現代間遊走，陳家毅認為中國人還在摸索當中：「我在杭州，看到很多傳統的亭台樓榭，要將蘇州園林延續的空間，由傳統化為現代。但不是讓你立刻發現到兩者間的關係，不是要你看到橋就知這是中國園林的橋，而是要人們去多了幾次，慢慢去發現。」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也許這是一樣的道理，對陳家毅來說，最好的建築設計並非要你一進而嗅到撲鼻以來的香氣，然卻隨時間而盲目。反之，應該是一種情趣，讓你漸漸聞到幽香，引導你去發掘尋找香氣的出處、香氣的名目。如此，人們才會不自覺地醉心流連於此，在發現的同時，真正聆聽到建築師的心意。

關於陳家毅
新加坡人，1984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1987年獲得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優秀設計新人獎」。1990年在倫敦成立陳家毅建築師事務所，並在新加坡、伊斯坦堡設立公司。項目「長城腳下的公社」獲得威尼斯雙年展的銀獅(群)獎；而由他所設計，位於新加坡Vivo City之Page One書店，亦曾獲新加坡總統設計獎。現時亦負責設計2010年上海世博會新加坡館。

作品包括《不完夏》、《重顧草莓地》，文集《城市磁場》獲得《亞洲週刊》評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 ( 非小說類 ) 。

編輯：黃啟聰

看動畫‧看東西文化──專訪許誠毅

2009-10-12T12:38:00.004+08:00

(訪問刊於META 10 香港---亞洲文化點)

撰文：陳穎妍
訪問：陳穎妍、龔文康
攝影：梁振嶽

按：許誠毅（Raman Hui），是少有可以在國際動畫界成名的香港電腦動畫師，參與作品有《蟻哥正傳》（Antz）、《慌失失奇兵》（Madagascar）、《史力加》系列（Shrek），而《史力加3》是他首次以聯合導演身份製作的作品。今年Raman為十月的亞洲文化合作論壇（ACCF）擔任講座嘉賓，就讓我們在論壇前率先與Raman談談他多年的動畫工作經驗、箇中的有趣經歷和文化衝擊。

「一個動畫師最感動的，莫過於crew screening那一刻。」Raman掛著招牌微笑回味著，描述動畫完成、所有後期製作工序如配音、配樂、調色完成後，電影公司租用大戲院，放映工作成果的場面。那是一個十分隆重的場合，所有工作人員都打扮得體，坐在一起欣賞自己辛勤的成果。「當電影完結，字幕出來時，大家會對crew list上的每個名字拍手。那是很累人的，因為參與製作的人很多，不斷拍手會很痛。」看見自己和戰友的名字在銀幕出現，互相熱烈地拍掌，可以想像場面多麼溫馨。「不過，香港人不會看片尾字幕。」

活在聯合國　他最喜歡美國人

Raman沒有說美國人會否看片尾字幕，但他告訴我們接觸不同國籍族裔的經歴，或許是要我們猜猜，哪個國家的人會看完字幕，才離開戲院。「法國人很多時被人覺得高傲、難相處，但其實他們是性情中人，熱情率真，喜怒形於色而已；日本人很有禮貌，規行矩步，做事十分有條理，但兩杯下肚後就會變成與香港人沒兩樣；英國人恰恰與法國人相反，喜怒不形於色，是十足的紳士。」

美國住著世界各國的人，Raman工作的動畫公司，也像聯合國。多年來和不同國家的人相處，理解到每個國家的人也有其優缺點，但沒有一個國家的人難於相處，最重要是，你要了解他的文化。「與美國人相處久了，他們只當我是人，是Raman，有時甚至要我提醒，他們才會記起我是中國人。可能是因為接觸得最多，我覺得他們的性格跟香港人十分相似。所以我最喜歡的還是美國人。」

時有聽聞，有色人種在西方國家工作，會有種族歧視的不愉快經歴。Raman跟我們分享了動畫《衰仔樂園》（South Park）的一集：鄉鎮因為更換了一面旗，引起區內不同族裔的紛爭。那面旗印著一個黑色人被吊死，旁邊有幾個白色人圍觀。區內的黑人覺得，那面旗是嚴重的種族歧視，但白人則覺得那面旗沒有問題。最後黑人問一群同族小孩的意見，那些小孩不以為然，他們簡單直接地想，死人當然是黑色的。原來種族歧視，很可能只是我們設想出來，其實是自己看扁自己。「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便甚麼都不用理會。」Raman語氣堅定說。

從惡搞到文化差異

十八世紀雕塑家米瑟施密特（Franz Xaver Messerschmidt）的作品「鳥嘴人」，外表極為醜陋，卻有著令人喜愛的本質，《史力加》就像鳥嘴人的動畫版，主角醜陋但心地善良，擁有美麗臉孔的角色卻心腸惡毒，這種缺憾，顛覆了傳統童話的故事，角色不再完美，而且更具人性。這種「反童話」的經典人物再創造，美國顯然是這方面的能手，《搞乜鬼電影習作》系列、演員模仿總統名人等惡搞節目都叫好叫座。「其實香港也有這類節目，如最近亞洲電視的《香港亂噏》，盧海鵬模仿孫明揚諷刺時弊。只是因為殖民地歷史，令香港起步較遲，暫時追不上美國。」

「美國很有趣，若你講明是開玩笑，就沒有版權問題。《史力加》的角色是歐洲童話故事的經典，就像孫悟空在中國一樣，已屬於public domain，是人人可用的素材。」版權問題在香港長年討論卻仍紛亂不清，或者這也窒礙了史力加式手法在本地電影、動畫製作萌芽。

無論是社會對惡搞的接受程度，還是不同族裔的性格特徵，都讓人聯想到不同社會的文化差異，二十年前到加拿大讀書，然後在美國工作，Raman覺得兩地文化分別多大？

給世界看的動畫　拒絕文化樣板戲

「香港與美國的文化算是很相近。」他憶起初到異地，花了一段時間來習慣與當地人溝通。那時候不了解當地文化，連聊天、說笑也沒有共鳴。「就好像外國人在看《功夫》時，不會因為『楊過』和『小龍女』登場而發笑一樣。」正是如此，要在動畫加入中國或亞洲文化的元素，需要考慮很多因素，最重要的當然是觀眾是否明白、市場能否接受。荷里活電影的全球票房，有一半也是在美國本土，所以Raman的動畫主要針對美國觀眾，然後就是照顧其他國家的票房，於是故事要盡量做到「世界性」，不能刻意為某一個文化服務。

聽起來理所當然，那麼像《功夫熊貓》這類以古代中國為故事背景，文化味道濃厚的故事，要做到「世界性」難免變得不倫不類，有觀眾批評《功夫熊貓》徒具中國元素的包裝，骨子裡仍是荷里活精神，雖然Raman只參與了《功夫熊貓》外傳的製作，但已讓他明白，這些批評正正說到困難的核心。「《功夫熊貓》兩位美國導演對中國文化十分尊重，他們看過的中國功夫片比很多中國人所看過的還要多，做足資料搜集，有深入了解後才創作。」可是，動畫雖是藝術創作，但同時也是商業產品，要向投資者交待，投資者和上市公司並無責任要推廣任何地方的文化，只要能賺錢，養活旗下的員工便可以，所以電影的核心價值一定要得到美國觀眾接受。

身為中國人，Raman當然希望可以在作品中推廣中國文化，但除了商業考量，還需要等待適當的機會，不能勉強。當有機會為作品加入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故事必須合理，「例如你畫武當山，路牌不能寫英文字，因為要忠於故事背景，但外國觀眾未必明白當中的意義，唯有用情節來交待。」Raman認為動畫師創作出觀眾喜愛的角色，看得開心已算成功。推廣文化是好事，但若常掛在嘴邊，作品很容易會變質為說教工具，如樣板戲般淪為propaganda，而不再是單純的創作。

北上發展　動畫業並不例外

「現在最希望的是拍一套講中文的動畫。」上一次Raman參與中文動畫製作，大概是二十年前《成語動畫廊》的「愚公移山」。這部以動畫教授成語的電視節目，在大陸和台灣也有播映，而且有多個語言版本，是香港在電視上播映最成功的土產動畫。當然香港還有不少出色的本地製作，例如麥兜系列。可惜做動畫成本很高，是大投資，Raman認為香港不像日本般擁有龐大市場，以及完整的玩具和產品市場配合，若不與內地或外地的投資者合作，始終難以獨立營運。因此，對比美日的動漫界，香港的動畫業創作量少之又少，這個問題早在Raman赴美前已經存在。

Raman在八十年代去了深圳，是第一批北上工作的動畫師，多年來他仍關心著內地市場的狀況。對於內地的動畫發展，他讚賞中國以前的動畫如六十年代的《大鬧天宮》十分出色，但之後因為種種政治環境的問題而無以為繼。現在內地業界主力從事動畫加工，很多公司也是專門接外國的創作來做，但真正自家創作經驗不多，概念、內容全是模仿別人的。雖然如此，Raman對內地的動畫仍然充滿希望，他說上次擔任上海電視節的動畫組評判時，看到很多有新突破的作品，希望將來內地在創意方面的發展可以更大。

Raman寄語香港有志在動畫業發展的年青人，不一定要遠赴美國。因為美國現在比以前多了很多學校專門教授動畫設計，競爭十分劇烈，相反內地的機會很多，所以不妨先到外地汲取經驗，再回內地發展。他特別尊敬那些獨立創作人，例如每年那些參加IFVA（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的年輕人，都是不計較結果、只為理想的有心人。

多年在外工作，這次Raman為甚麼會回港參加ACCF呢？他解釋，離開香港多年，一直希望有機會可以盡所能幫助香港業界。而這次的論壇正可作為平台，讓他有機會與其他國家的動畫師交流，例如他想知道，日本動畫師為何可以在短時間完成一套動畫？相反日本動畫師又會好奇，美國人如何用三年時間做好一套動畫，最長的時間會放在哪兒？除此之外，又可以藉此機會與市民大眾分享自己創作的苦與樂，「最希望是可以大伙人一齊聊，互相inspire，互相stimulate。」真希望Raman的願望可以成真，那麼香港的動漫迷便有耳福了！

後記

眾所周知Raman是個大細路，他除了友善隨和，還有孩子般的神情。每次提到「史力加之父」的稱號，他也靦靦覥覥。其實這個稱號不應多提，Raman的成就豈止限於史力加？出去闖蕩過，許誠毅始終覺得香港一直也受不同地方文化的影響，是個很有趣的地方。香港的動畫來自世界各地，但他跟很多香港人一樣，都是喝日本動畫的奶水長大，小時候最喜歡的是《鐵甲萬能俠》和《巴別二世》。大概他有今天的成就，只是因為他比較勇敢、比較認真。

關於許誠毅
出生於香港，華裔美國人電腦動畫師與導演，現居於洛杉磯。1984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系，其後曾參與香港商品「維他朱古力奶」的廣告及成語動畫廊「愚公移山」的製作，1988年在加拿大的瑟丹學院（Sheridan College）學習電腦動畫製作，後來進入太平洋數位影像公司（Pacific Data Images）工作。 2007年三月獲選首屆香港數碼娛樂業風雲人物，也與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一起被美國國家影院業主協會（NATO）所舉辦的「ShoWest電影市場展」選為年度風雲動畫導演。

編輯：何子豪

#特別鳴謝香港亞洲文化合作論壇（ACCF）安排是次訪問。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 ACCF

2009-10-12T11:05:00.006+08:00

META 獲邀成為2009年亞洲文化論壇(ACCF)的媒體伙伴，第十期更以「香港---亞洲文化點」為題，深入探討香港和亞洲的文化互動，並在論壇舉行當天供觀眾閱讀。

META - Issue10

2009-10-07T10:02:00.005+08:00

META 10
香港---亞洲文化點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2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META 10以亞洲文化為主題，透過訪問、邀稿及資料搜集，探討居於香港的亞洲人的文化生活，以及香港文化政策如何和社會互動。我們希望從中觀察紛雜的文化交流，如何促使香港成為亞洲的文化大都會。

今期META力邀著名文化評論人陳雲、資深舞台工作者胡恩威、資深劇場工作者莫昭如，從香港文化的歷史談到未來，點評今天香港文化發展的現況。

同時，我們訪問了「史力加之父」許誠毅及新加坡建築師陳家毅，趣談他們的生活、對香港文化的看法。為了讓讀者更全面去了解文化如何在社會推廣，我們訪問了兩個紥根香港多年的文化機構：英國文化協會及光華新聞中心，由機構的負責人Ruth GEE 及路平現身說法，暢談文化機構推廣文化的策略及理念。

最後，我們把活在香港的兩位藝術家Simon Brich 及林東鵬的對談紀綠下來。一位是英國長大、走到香港生活，另一位是土生土長、曾到英國留學，兩位藝術家到陌生環境遇過甚麼問題？如何看待人家的文化？我們發現藝術家聚首一堂，也可以講文化。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Joseph Li 聯絡。

META 10 精華內容：
1. 一磚一瓦一字，建造城市磁場──專訪陳家毅
2. 看動畫‧看東西文化──專訪許誠毅

META - Issue09

2009-08-10T09:59:00.004+08:00

META09
流行病歷書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6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當人們開始忘記帶口罩的記憶，流感再度陪伴香港人度過09年的仲夏。這次香港政府的抗疫工作做得不錯，比較「沙士」那段日子，令我們不禁反思疾病對社會的意義。今期META以「流行病歷書」為題，訪問了勞永樂醫生、病理學家Sian Griffith，探討香港本土及世界不同地方對疾病的看法，又邀得文化人潘國靈、李智良用全新的角度剖析疾病的社會意義。

其他內容包括專訪《亞洲周刊》編輯柴子文，政黨風雲錄的劉慧卿專訪等。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 editors.meta@roundtable.com.hk 與Joseph Li 聯絡。

文化沙漠的水販──陳萬雄

2009-06-21T02:15:00.000+08:00

(訪問刊於META08 出版力！)

按：身為聯合出版集團的總裁，掌管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及中華書局，陳萬雄先生的出書標準卻只是「白開水」──不會害人、止渴就夠。我想起俄國傳奇出版家綏青（Ivan Sytin）的比喻：我們無須考慮老百姓需要的是民粹主義的牛奶還是傳教者的蜜蜂，河水潔淨流動，自然有人爭著喝。

但在大片文化沙漠之中供水，也非易事。

訪問：李祖喬、甘文鋒
整理：李祖喬、陳遠東
攝影：陳遠東

M：META
陳：陳萬雄

見證兩岸三地的出版現代化
M：你是香港最大的出版公司的管理人，又是個唸近代史的博士。可否談談你入行的經過？

陳：我在中文大學畢業後到日本留學，79年底再回香港。我一直都做學術，但當時香港的大學不多，要找教席並不容易，而我最有興趣的，便是文化工作。我留學時是日本戰後出版史的黃金時代。無論在出版質量、世界地位、以至整個社會對閱讀的要求，都非常出色。我很受影響，覺得出版很重要，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情感。那時我很喜歡看書，坐車的時候也會看，幾乎每天一半時間都在看。在日本，一流大學的學生才有機會進最好的出版社，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刺激，令我覺得出版文化很犀利。

當時中國的出版很落後，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台灣，都是翻版書；香港的出版亦很落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天地，可以做點甚麼，商務又剛巧打算重整，邀請我加盟，我就這樣入了商務。一踏入這行，就不想離開，做了三十年，直到現在。

M：最初入行的時候出版過甚麼書？哪些你最滿意？

陳：當時的出版社，除了教科書與雜誌外，沒有甚麼，規模很細，發行的書很少，主要出工具書、語言書、實用書。我是幸運的，由一個兩岸三地不太現代化的出版環境、轉到一個開始步向現代化的起點，拿到一個黃金時期。

我八十年代出過一本《國寶》，介紹故宮最佳的百件精品，售價400元的畫集，最終賣出萬多本，現在哪有書能銷到這個數字？1986年，香港人平均月薪5000元我出了一本中草藥的繪本畫冊，定價4,700元，而且要在下訂四年後才有貨，但在香港前後銷了五千本！

我又策劃過一些適合香港發展的書，譬如一連串中文法律書：《公司法》、《香港法律18講》、《香港法律大全》，都很成功。那時香港已提倡中文教育，但沒中文法律書。從前很多人不懂英文，無法理解香港法律，有甚麼事都要找懂英文的律師，他們說收費多少就多少，大家都不懂維護自己的法律利益。最後這些書見街一個星期已經賣清，很多警察都買，因為當時一般警察均看不懂英文，有一本中文的看看，就可以保障自己執法。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既推動社會需要，又能創出佳績，那時回響很犀利。

M：出版生涯有哪一件事最難忘、印象最深刻？

陳：印象最深、到現在回想起仍令我感動的，是書法家啟功。有很多作家，難聽一點，要你出書的時候當你皇帝，出書後就處處挑剔你，會問：「為甚麼不是所有書店的第一張枱便能看見我的書？」編輯全都受過這種埋怨。

我曾經為啟功出版一本講書法的書。那時我請他提簽，因為他寫的字很美觀，很適合當封面。結果書出了，我們的設計竟然沒有採用！我看完都要暈了。你知道，他那麼大年紀，又那麼有地位。我煩悶了一個星期，終於寫了一封信給他，跟他說對不起。想不到一星期後竟收到他的親自來電！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大陸打電話很貴。他回覆我說，收到我的信了，還着我不要介意。他說，人家花錢幫他出書，是給他面子，是對他的愛護，不需計較那麼多。我聽罷，覺得很感動，到現在為止，也未曾遇過一位如此體諒別人的作家，還要是這麼高地位的。他故意用電話打來，是怕你不安心。

出書的最低標準是白開水──沒甚麼味道，但可以止渴，不會害人。這是最起碼的層次，不要害人，不要對社會有害，過吓癮，無害於人，就ok了。

M：做了三十年，有沒有出版的心得分享？

陳：很簡單：符合企業經營，又有出版價值，能推動文化概念。出書的最低標準是白開水──沒甚麼味道，但可以止渴，不會害人。這是最起碼的層次，不要害人，不要對社會有害，過吓癮，無害於人，就ok了。

好的出版人，應該是社會閱讀的引導者，而非社會閱讀的遷就者。如果社會要甚麼就給甚麼，你不喜歡字，我就不寫字；你想過癮，我純粹給你過癮，那不是一個好的出版人。引導不同指導，引導是指出那些書對你好，而不是指導你一定要去讀那些書。例如《國寶》，我覺得一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應該對中國藝術有基本認識。我希望引導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看這本書，就是我作為出版人的一種價值觀。

M：到今天，你想以出版改變社會的理念達到了沒有？現在的環境，與過往比較，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陳：香港的出版業與書店，在兩岸三地中最先進入現代化。當時有新形式的流行書創辦、有博益、明報、明窗，還有我所主持的商務。直到八十年代後期，香港在書店與出版兩方面均領先兩岸。不是在出版量方面領先，而是在出版理念、營銷方法、印售水平等方面。台灣開放後，急起直追得緊要，九十年代後超越香港，其後則是內地出版飛躍發展。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大陸的發展，已是全世界觸目。

那香港怎麼辦好呢？環境差、客觀條件差、地方少、人口少、資源少。但相對來說，兩岸有牆壁，香港是全開放。雖然受到兩岸衝擊，但今天香港仍然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出版城市，這點不得不承認，亦很重要。香港的社會及政府，不知道出版對國家民族及城市的重要性。一個國際城市的出版業，一定很發達。但由於香港長期以來是商業城市，人的觀念，包括政府官員，都不能轉變過來。他們只是用一個產業的規模去衡量這個行業的重要性，不知道出版是一個城市的文化，不知道它進動社會教育的重要性。

我們兩個特首，都沒去過書展。你看台灣的書展，每年總統都一定搶着去！這就看到港府對這方面的認識何其不足。香港要成為中國裏一個重要的國際城市，一定要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出版是推動文化最重要的其中一個項目，如果不認識這點，香港沒有前途。北京與上海的出版很發達，香港如此是歷史造成的，我們沒有醒覺，很可惜。

M：以前港督有沒有去書展？

陳：中文書展，他們不會去，但港督會去書店。有一個港督，我忘記是誰了，只記得他是沒有頭髮的，他會去書店，因為他懂中文。

M：那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出版界？

陳：大眾也好，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也好，對出版的本質也不是太認識，政府尤甚。其實出版界不是要政府資助，而是要政府理解及在觀念上支持我們。

很多國家為鼓勵市民買書，實行買書報稅措施。外國的圖書館，買了一套書外借給市民，政府要從中抽稅回饋出版社，因為借書損害了出版商及作家的利益，所以這能鼓勵作家。但香港從不考慮這些。看CEPA，政府完全沒有與內地談過，但我們有不斷向政府提交報告。甚至內地業界都感到奇怪：「為甚麼你們香港每次來CEPA，都沒有人代表出版業進行商談？」這些是香港應該爭取的利益和空間。

香港的出版界是挺委屈的。我時常跟傳媒說：「你們不要訪問老闆，不要訪問總編輯，要問就問編輯啦！」編輯也是大學畢業，甚至碩士或博士畢業，但薪水很低，因為出版不賺錢。坦白說，搞出版的人，中英語文好，知識豐富，又要有耐性，掙的錢又不多，除了職業本身外，你覺得有甚麼理由支撐他們做下去？還不是覺得有意義！

其實，出版業是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的機會，但沒有人會從規劃角度去想這件事。為何新加坡與韓國如此犀利？因為他們要藉此提升國家或社會的競爭力。反觀香港，很快就將事件變成一個實實際際的議題。最糟的地方是，由社會輿論、到議員、到政府，都不是想規劃好香港，不是研究行業跟社會跟政府如何結合，議員只是想「書包重不重？會不會貴啲，貴啲就唔好做囉！」

我最近看報紙，真是失笑，他們說，既然教科書貴，不如出黑白，因黑白便宜！去年我到法蘭克福，很大感慨。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書展，四分之一攤位擺放的都是兒童書。它們有聲、有工具、有顏色，十分漂亮，小朋友可以從中看到人類的血液如何流動。那些書雖然很貴，但看那些書成長的小孩，與我們香港的，不一樣。香港人呢？很反智。先生的職責是教書，有甚麼理由叫他們去編書？編書是另一種專業，很多書是教授編的。即使不是教授，編輯的學歷也不會低過老師。而且他是專業去編書的，有甚麼理由要老師編書？

香港的前路
M：你說香港要有自己的出版，但很多書在大陸或台灣已經出版了。

陳：有一個名人，講過一句話：「香港市場細，出書困難，何不用外國書、大陸書、台灣書？」笑話！一個地方，沒有可能沒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沒有本土文化，就等於沒有本土創作。這正正反映了當時主事教育命脈的人的無知。即使香港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市場，大陸與台灣書大量湧入，但香港出版的圖書，依然佔市場50%。本地出版社及出版人出的書，會符合香港社會需要。只有自己社會的人，才知道自己社會需要甚麼書，推動自己的社會文化，這是一種基本認識。

這個問題，在其他的城市及國家根本不是問題。但在香港，大家會問，因為香港對出版文化及社會的教育文化，甚至生活品味的重要性，都不認識。香港在這二三十年是進步了，但文化沙漠的觀念還是轉不過來。

這個問題，在其他的城市及國家根本不是問題。但在香港，大家會問，因為香港對出版文化及社會的教育文化，甚至生活品味的重要性，都不認識。香港在這二三十年是進步了，但文化沙漠的觀念還是轉不過來。

M：那香港出版的定位和目標可以是甚麼？

陳：面對兩岸強大的出版業，如果處理得不好，會被邊緣化。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台灣是一個省域，大陸是一個國家，我們不能希望香港所出版的書，其重要性等同台灣及大陸出版的。但我希望香港能成為華人城市裏一個很重要的、前十名的出版中心，這是香港應該做到的目標。如果香港十甲不入，不符合香港地位。

第二，我很擔心香港的出版人和作者。香港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土出版，最重要是跨地域的視野。我們的作家應寫書給全中國人看，而非只是給香港人看。金庸、張五常、董橋、錢穆、唐君毅，他們都是寫給全中國全華人看的，現在我們哪有作家和學者可以做到？香港的作家太香港，跳不出香港，這就死了。香港要跳出鯉魚門，你跳不出鯉魚門沒有用。如果我們的出版只限於香港，我覺得是沒有前途的。

M：如何提昇香港社會的閱讀水平？

陳：香港的閱讀風氣，過去十年着實提升了，閱讀風氣及讀書人數正在進步。但以香港的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家庭情況，閱讀能力應該不止於此。只看暢銷書的銷量，不能看到社會閱讀風氣的好壞。香港的閱讀風氣太功利、太實用。80%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讀理科，學生亦想讀理科。但香港是功利到一個地步，家長、學校、社會，都不培養學生看科普書，如何培養優秀的科學家？

這要提升兩個地方，一是讀書視野。香港人讀書的視野很狹窄，對功利以外的書沒有甚麼興趣。閱讀對人類最大的價值，在於讓我們跳出個人時空局限。不懂利用閱讀去擴闊時空和視野，如何成為國際城市？第二，非功利性的閱讀不夠。閱讀可以是沒有用的，你看文學，不一定是為了改善語文，而可以是改變一個人的心靈，提升你的價值觀。你看哲學，是加強你對生命的理解。前陣子，有人叫我推薦一本書，我選了楊絳的《走在人生邊上》，特別推薦給青年人和大學生。從前，最願意看哲學的，是高中生和大學生。年青時候都不看哲學，你個人的思維、想像力、以致對人生宇宙社會的價值關注都不會強。說到底，功利局限你往後的發展。

M：建書城有沒有幫助？

陳：香港沒有條件建書城，香港的商場控制在哪些人手上？那些租金是天價租金。兩個特首都曾經向我詢問辦書城的問題，我說：「特首你不要問我，你問地產商。」這五年來，我們的書店，四十間搬了二十間，要不就是租金加到你頂不住，要不就是見你在二樓做得好好，又要求你搬上七樓。東京租金已經夠貴了，但香港比東京還貴三分之一。台灣的誠品，租約一簽就是十五年，香港的最多簽只兩至三年，連裝修費都未賺回來，已經叫你走了，如何開書店？開書城說的是幾千萬至一億，三年時間如何做？

有人提出，不如由政府興建一幢間大廈作為書城。但你說交由誰人經營好？由誰經營都不公平。為甚麼你可以讓出版商進駐，又不能給其他行業進駐？這不合理。

不一定要建書城，其他方法也可。大會堂其實可以變成書店。有幾條街道，值得保留，也可化身成一條書店街。只要有特色，就可以批出舖位。以前上海福州路就是這個做法。只要用心去想，就一定有辦法，問題是否真的有心。如果再不斷錯過機會，條件和優勢便會不斷流失。有一段時期，我覺得二樓書店走錯了路。他們不做專業書店，走大型書店的路線，賣流行書。流行書店一定要有規模才能做得好，否則便不能做到連鎖的好處。香港剛好缺乏優質的專業書店，因為連鎖式經營的，一定是綜合書店。專業書店必需靠專業的人開辦，但我發覺香港沒有做好專業書店。

大家可能不知道，新加坡是亞洲英文書的集散地，全世界的英文書在亞洲發行，都會到新加坡。新加坡懂得在馬來西亞附近便宜的地方，租給外商做貨倉。其實新界有很多地，例如元朗、流浮山，香港為甚麼不能加以利用？香港絕對可以成為華人社會一個豐富的圖書集散地。因為香港英文書多，哪裏來的書都可以進口。出版業界不是伸手要錢，而是要想辦法令香港成為華人社會一個圖書集散地，但這個講法沒有人同意。說到這裏，你見我都很激動，因為我說了二十年，但根本沒有人明白，他們完全沒有這些觀念。如果香港只是搞旅遊，根本沒甚麼地方好玩。有段時期，上海很排擠外地書商到當地開店，但杭州就甚麼書店都有。那時，我離開上海，便立刻坐幾小時的車到杭州買書了，因為它已成為一個圖書集散地。香港其實是有條件的，要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國際城市，這些是要考慮的。

M：你說未來十年是香港出版的關鍵，可否作個小總結？

陳：這兩三年是好了，因她找到了自己的空間。但你要香港繼續守得住，繼續擴大自己的市場，就要靠發展機會；第二，香港的出版人和作家，均青黃不接。我們六十歲的一批人，如何帶動後生一輩，重新建構香港組成強而有力、有視野的隊伍，是很多行業要面對的問題；第三，現在的網絡出版、電子出版、多媒體出版，屬於全新的出版，是新的創意工業。本地政府、業界、社會，都要推動香港在這方面走快點。但你一講電子出版，有人會便會說：「嘩，整多個出版，大家不要做了，貴呀！」

推開天上的窗──專訪曾玉英

2009-06-21T02:14:00.000+08:00

(訪問刊於META08 出版力！)

按：基督教有個說法「上帝雖關上了門，但會為你開另一扇窗」，面對極大市場壓力，被視為夕陽工業的香港出版業，這扇窗到底在哪裡？短短數年就在行業內建立清晰品牌的天窗出版社，會否就是答案？我們能否透過這扇窗仰望天空中的星星？出版人曾玉英小姐的回答或許會是這個問題的索引。

訪問：李祖喬、黃愛華
整理：黃啟聰
攝影：黃愛華

M：META
曾：曾玉英

天窗緣起
M：天窗出版社最初是怎樣創立的？為何會在一門公認不太賺錢的行業發展？

曾：我過去十多年都是做雜誌，但自己很喜歡看書。在成長的經驗中，書對我很重要。有很多作家，例如也斯、西西，令我初中至大學也開眼界。書是啟蒙，反而教科書不是，因為有很多框框。雖然我不是在六十年代成長，但你會從書中看到，原來那個年代是這樣的，原來胡士托、南美文學是這樣的，這些在學校裡接觸不到，但在外面是發生緊。六十年代影響著之後七、八十年代，看書看雜誌，例如《號外》，提供了很多養份讓我成長，補足了學校的不足。

到我出來工作，當時的雜誌生態已經很不同，是兩種不同的思維：一種是同人雜誌，將好的東西推介給人，例如南美文學、高達的電影；到我做雜誌的時候，一本大眾的雜誌需要面向市場，運作模式不是編輯記者覺得甚麼是好，而是遷就讀者，很市場化。現在做書愈來愈小眾，小眾到買書的人也不多，也滿足不了讀者的口味，即是影響力不再存在。書和雜誌潛在的影響力很大，關鍵是，做書的人是否覺得需要將影響力擴散出去。在這，我在《壹週刊》的經歷很有用。

做雜誌的後期，我想做書，因為覺得有些東西要留下，而報紙雜誌是很難留下的。好像現在回想董建華，回想陳冠希的豔照門，像發生了很久，市場的節奏令話題很快過時。又譬如金融海嘯，這樣的大題目，做一期、兩期、三期，到第四期會說「你仲做？」但其實都是很重要的題目，不斷變化，而人的注意力愈來愈小，快到捉不到。有些東西是否可以留下？留下的同時，可以發揮影響力。

所以，開這出版社時，希望書可以貼近市場，但要有質素，可以留下。有些很有質素的書不貼近市場，很可惜，應該想多一點吸引讀者的方法，或包裝得較吸引，不會有拒人千里的感覺。應該有一個中間點去平衡，而我們嘗試去走平衡，不想做些書很好、得到某些人讚賞，但在書店找不到；或讀者想買卻很難找到，影響到一兩個人，卻影響不了整整一代人的想法。

精品的圖書概念
M：你們掌握市場口味似乎有一套心得，我們現在很容易認出天窗的出版。

曾：我們舉辦過focus group，邀請十幾個青年人，問他們的閱讀習慣。很多人都說不看書，看書的，會說沒甚麼特別愛好，但雜誌就會常看，例如《東Touch》、《U magazine》、《Milk》。資料搜集完，再加上以往傳媒的經驗，看到他們看的主要是life style的雜誌，所以開首選擇走life style的路線，出版的主要是旅遊日誌系列。而《浪蕩澳洲365天》就是我們第一本書。

M：為甚麼選擇它做第一本？

曾：這個作者沒出過書，但因為我們在傳媒的關係，知道他完成旅程後開了一個記者會。因為這旅遊方式很特別，一邊工作一邊旅遊，當時來說很新、很少人談論，報紙雜誌只會訪問幾句。我們覺得，除了食住玩的指南外，年青人是否應有其他看旅遊的方式？

我們花了很大努力去做這本書，因為是第一本，放了很多時間和作者合作。他拍了很多照片，花了很多時間去配搭，結果用了差不多半年時間做成這書。老實說，這本書出街的時候很緊張，因為不止是作者的第一本書，也是我們的第一本，發行後我也特地到書局看擺在什麼位置。所有東西都是試驗，覺得可能有市場，始終沒有太多做書經驗，只能摸索。

M：為甚麼覺得傳媒對這書很有興趣？

曾：香港人很容易去到其他地方，但一種特別的旅遊方式可以吸引到人，而這種方式當時沒有太多人講。其實當時迴響不錯，適合傳媒角度，我們提供了文章、相片，作者也肯出鏡講述經歷，結果有很多人談論這本書。出了幾本書之後，再舉辦 focus group，有人說我們不似香港的出版社，似台灣的。我問為甚麼，他說覺得香港的書不會這樣裝幀。除了旅遊指南外，一般的旅遊日誌很少使用彩色，因為成本貴，但當時是第一本，不太熟悉市場，所以敢去嘗試很多東西。這書的反應是很令人鼓舞的。我們初期的出書量不是很多，第一年出了七本，情願出版得精緻一些。

你會看到我們做書的方式。因為市面已經有很大競爭，所以我們希望讀者覺得很值得買，花了很多時間提升內容的質素。如果吸引不到讀者買，只吸引到他們打書釘，只成功了一半。我覺得我們吸引了一班人，他們覺得書不單是用來看，而是追求的是一個精品的概念，不是拿到網上也有的資料就算。

我們做書時抱著一個概念，希望能帶出作者的風格。讀者看書時，不只在看作者的意見、牢騷或看法，而是買到作者在身旁的感覺。這樣很花工夫，要花很久和作者討論，所以有些作者會覺得我們很麻煩。如果是年輕的作者，沒有太多寫書經驗，我們會給一些指引。一些資深的作者如陳雲，我們反而需要向他們學習。我們會去和作者構思書的positioning。

東尼經驗
M：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們的財經書，即東尼、曹仁超、曾淵倉和林少陽那些。

曾：我們做life style書時，面臨一個危機。雖然放很多心思，市場反應不俗，傳媒也有興趣，但只賣出一、兩版，走下去是一個困局。在香港的市場，看書的人始終不是很多。人們買書好像看電影，一年只看兩、三套，要覺得值才看。我們希望做得很值，但覺得我們做的書，市場未夠大、未夠影響力，做的多數給年輕一輩，未去到比較成熟的市場。

突破是出版東尼（Tony Measor）的《富足一生：東尼投資十大心法》。我們認識東尼，他一向不太熟悉中文書的市場，也覺得出書可有可無。香港很多叻的人認為不用出書，是很奇怪的。外國人很不同，好像克林頓一下台就寫自傳，香港人不會，氣氛是這樣，覺得沒有甚麼值得留低。和東尼討論出書時，我們希望不只是文章結集，出書既然是想留下一些東西，就不要只是簡單的結集。金融財經文章的時間性很重，如果結集成書，會覺得過時，很諷刺，因為市場變化得太快。於是我們將他的經驗歸納為十條投資心得，東尼也非常滿意這個編輯方式。

這個經驗幾特別，出中文，又出英文，中間又經過重新翻譯，最後用了五個月時間。設計花了很多心思，用上很少人用的古典金色，帶出簡潔的感覺。書是2006年三月初版，現在已經是二十三版，是2006年十大暢銷書榜第一位。開首只有東尼的支持者、《壹週刊》或財經網站的讀者買，後來不認識他的人都會買，才去到這個銷量。因為很多人想學投資，以這本書作入門。他寫得深入淺出，有很多自己的觀點和基本的想法，例如為甚麼要投資？還有他完整詳盡的個人經歷，之前沒有書或文章如此詳盡講述過。

這是市場上很有影響力的一本書，是我們的轉折點，既有口碑又有市場。它令很多人認識甚麼叫價值投資，不是單純的買號碼投機，令很多人開始講投資的方式。看市況，可以看報紙雜誌，但看原則，要看書。所以做書時真的希望留世，無論是投資方式或是生活方式，不是一閃而過。當互聯網可以每秒更新，報紙雜誌每日每星期出版，有些我們相信的價值、追尋失去了，要在書尋回。

其實，有很多作者不計較錢，最大的關注，是出版的書有沒有影響力。如果出書有影響力，才應該繼續出書，否則網上寫網誌便行，為什麼要出書？這本書之後，我們開始找到一些很好的作者，慢慢摸索到一條路，就算和名人出書，也需要一個特別的positioning，而且希望作者更努力。如果沒有經過整理，讀者可以免費在互聯網上找到文章，按一下鍵就看到，為甚麼要買書？

我想另一個轉捩點是和信報及McGraw-Hill的合作，兩面都覺得做書做出成績，可以合作。合作會有協同效應，例如信報有很強的作者班底，McGraw-Hill有些很好的財經書，那時我們亦嘗試出版翻譯書。過去很簡單，台灣翻譯，覺得在香港有市場就運來。但兩地的口味、文字和翻譯都不同。所以有些書台灣有翻譯，我們照出香港版。第一本就是《滿天星巴克──由平凡到超凡的五大法則》，McGraw-Hill出過台灣版，我們就另外加入新的內容，例如訪問了大中華區的領導層。

東亞市場發展走勢
M：你怎樣看大陸出版的書籍？

曾：我們遲些會引入一些大陸有質素的書。現在的年青人不知道中國很重要嗎？一定知，不過不知道怎去接觸。中國是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們剛剛在北京成立了辦公室，出版了《潮爆中國》的中國版。有些書在中國應該有市場，李照興這本書，和繁體字版不同，多了一些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新東西。2008年尾我們和中國五大出版社之一的人民大學出版社合作。它發行量很好，以往曾出版一些很高質素的大學用書和經典書籍，現在想行前一步，做些較貼近市場的書。現在的方式是中國讀者有興趣的，我們會引入，《潮爆中國》是第一本。中國對書稿的包容量較香港高，但這些設計在他們眼中很深，印彩色不是那麼常見，因為成本貴，而賣的價格是48元，在中國而言算高。我們不知道讀者怎樣，因為剛剛去全國的書店發行，未知結果如何。

M：很多人都說香港的市場細，不能再發展了，對此你有甚麼看法？

曾：台灣表面上很大，但是很難做的市場，而整個出版業也好像日本一樣，出書太多，但發行有很大問題。台灣買書的人雖然比較多，但因為地方大，需要花很多時間發行、印很多書才遍及整個台灣。一套書有無人買，要退回來才知道，而這需時四個月，就可能太久了。就算誠品如此大規模的書店，其實都是不賺錢。聽台灣的朋友說，真正買書的人，去完誠品，當一個展覽館，之後去網上訂購，因為便宜和可以送去附近的便利店。所以我們對台灣市場很謹慎，寧願集中做好香港市場。

彭志銘：立足本土，敢於面對。

2009-06-21T02:13:00.000+08:00

(訪問刊於META08 出版力！)

訪問、攝影：何子豪

按：次文化堂的形象是出位、敢言，當人家出版愛情小說的時候，它偏偏出版研究粗口的專著，還有諷刺高官的小品。社長彭志銘罵盡政府、商界、年輕人，但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其實他是責之深、痛之切。

M：META
彭：彭志銘

立足本土由香港精神開始
M：從製片人轉行做出版是因為要「搞搞震」，為甚麼認為出版可以做到？

彭：拍戲和出版都是製作。拍戲時想出的喜劇笑料、偵探橋段，都是動感的；也有相片等靜態東西。但是，很多東西是拍電影做不到、而只有出版才做得到，所以我做出版。

當年我很討厭那班電影人的虛偽行為，不想同流合污，所以有兩年不幹電影，去搞出版。那時是1988年，我打算做些號外式的、和社會有關連的東西，一年後便是六四。六四最大衝擊，就是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如何面對自己的國家、生活、民眾。當時的啟發、衝擊，加上出雙周刊蝕到仆街，所以就轉做月刊，而月刊主題則是和社會有關，接近你們這本懶有理想的東西。豈料原來香港不接受，尤其是那個年代，所以轉做書籍出版，不再做雜誌。

M：剛提到六四帶來震撼，對你們的出版理念有何影響？

彭：要當一個香港本土的出版社。本土是立足香港、和香港有關。因為回歸之後我們常倚賴大陸，然後就會失去自己。若果留意政治、經濟、文化，可以說香港已經死亡。因此，立足本土讓我們保留多一點香港精神，所以我們有關香港文化的出版比例較重。

我的出版社是個人獨大，不理會任何人。我不會給面子，知道曾蔭權這個廢柴、死老左，搞統戰便會揼；如果民主派做得好差，我地都會「勢」它。這就是我的做人態度，不會因為認識你而給你面子，否則是對大家不公平。因為我乜都夠膽死，所以不會有資助，不會有共產黨扮friend撐我地。當然，也不會有民主派的人和我們做朋友，而稱讚他們。我們說一是一，這就是敢言。

M：次文化堂的書作風敢言，如何面對發行的壓力？

彭：不需要擔心這些問題。因為只有部份書會受到壓力。何況，做書的態度不應著重金錢。你當某種工作，就一定要面對職業帶給你的壓力。其實我們知道哪書會有問題，若是害怕便不要做，否則只有面對。有人打壓錯不在你，而是這些人出醜。因此絕對沒有甚麼壓力，也不用擔心甚麼，只要繼續做很多人稱讚的事，又何必怕那些人看不過眼？

M：次文化堂下有幾個標籤，例如四筆象、三隻貓，有甚麼特別意思？

彭：這裡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形象問題，很多出版社也會分好幾個標籤，讓人感覺到這個專門出版愛情小說，那個出版政論；第二點是考慮成本，因為現在的發行公司，無論你出多少本書，結帳也是一個數目。若果分拆出來，便有幾間發行公司結帳，營運方面便會較有彈性，不用給一間公司「攬死」。情況就像我們會給幾間印刷廠印書，避免技術故障延誤了出版。

M：剛提及香港很多事情都依靠大陸，那香港的出版定位應是怎樣？

彭：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現在大陸出品比我們高質素多了。香港已經失去一種競爭力，不論是製作或內容，全部輸掉！例如，你要講歷史，人家成群學者專家；你要講政制，人家可以隨便說，你要依賴人、聽人講，完全迷失了自己，甚至要為了擦鞋而講人家愛聽的話。香港成班廢柴，任何一個環節、範疇都不及人家，只談出版，就沒有一個專業，整盤散沙。在這個剝削、沒有責任的年代，有了問責制就沒有人負責任，以前大學生中學化，現在是小學化，連中文、英文也不懂，何來文化？不讀歷史如何知道自己身份，如何知道自己正在流哪一個文化的血？

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

M：二十年的出版經驗，最難忘的是甚麼？

彭：最難忘的是早兩年過身的余慕雲。他六十歲時，我因為做訪問而結識他。他那時沒有工作，畢生搜集香港電影史料，所以很窮。當他看到一本陳舊的電影雜誌，寧願問人借錢也要購買、儲存起，這些史料現在已捐給香港電影資料館。當年還未有香港電影資料館，他想寫一本香港電影史話，不過無論是靠電影發達的邵氏、嘉禾電影公司，抑或是國際巨星成龍，都沒有回覆他的請求。一個整理了三十年電影紀錄的老人家，倘若「大吉利是」得了個老人痴呆症，這些東西都會失傳，可惜就是沒有人願意給他一兩萬出版。

我很想幫他，雖然整套書出版需要很多時間，但可以由默片時代開始，逐本出版。後來吳昊等人知道這件事，覺得很過份，於是替余慕雲申請了一筆政府寫作基金，讓他完成書籍。這個例子不是我本人的一個好的經驗，但它說明了這個地方有班廢柴當道，他們忘本地打壓你的文化，也不會感恩從電影得到的東西，這就是香港。

M：如何決定那些書不出版？哪些內容不要？

彭：我只有一次不願意替人出書。那人申請了藝發局兩萬元資助，完成初稿後要找出版商認投，希望我幫佢出書。但是他竟然把資助當作自己的旅費。我立即用粗口趕他走，藝發局的錢是公幤，是資助有寫作動力的作者，出版沒有市場但有價值的書籍，他竟然拿去遊玩，實在太沒有責任感。這又反映藝發局十分低能，吔吔烏批錢出些垃圾，每年書展藝發局都有一個攤檔，把它資助的書列出，全部是都是垃圾，這個就是香港。

編輯和出版公司只是接生者，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所以我們隻字不改，不止版權，還有精神。當然，若果作品有違反法例，或最簡單的錯別字，我們會幫你改正。但是我們不會作者的精神，否則所有東西都按編輯意思去做，是不恰當的。

M：那麼我們是否不應該指望政府推出政策去推動閱讀風氣？

彭：政府應該做份內事，我們希望它發展文化，但它卻在管治文化，令文化萎縮。從前港英政府有殖民地政策，但現在回歸了，是否應該有自己的東西？對不起，政府只要聽話的人。

舉個簡單例子，有一年我們出了一本《老咸書》，書展的時候有班人要求我們停售，否則拉人封舖。我告訴他們這本不是咸書，而是研究香港咸書文化的研究品，他們卻自稱不懂文化。這令我很氣憤，政府竟然找一些無文化的人，執行文化的事，是否有病？香港政府就是這樣廢，多年來都沒有進步，從未成立文化局就可想而知。

出版浮世繪
M：你如何看待大集團和小型出版社的分工和交流？

彭：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大集團要兼顧多方面利益，大量計算令它變成同一個模式，所以沒有精采的東西出現。小型出版商自主、有彈性，這才帶動到新東西。在大集團找不到真正的創作自由，比如要你寫人狗戀愛情小說，但終歸是愛情小說，但政治愛情小說，就不可以了。

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自主、有彈性，這才帶動到新東西。

M：自資出版這幾年有沒有進度？

彭：誰都可以出書的時候，質素便會很參差。他們把書當卡片派，而不是視文化為事業；幫人出版的又是有缺陷的出版社，純粹為了賺錢，並不專業。最後自資出版社賺了錢，但和客戶的關係便變差了。

M：當出版成為宣傳途徑，是否代表它已走向衰亡？

彭：如果你想練筆便寫Blog吧，何必要印出來？印出來的意義是甚麼？無人答到我。從前沒有網絡，才要印出來公諸於世，為甚麼一定要破壞樹木，搞這麼多事出來？就好像你們這本不好賣的雜誌，印來做甚麼？你們也要反思。

M：有人說過香港出版十年會死，你覺得會更短嗎？

彭：你要搞清楚甚麼是死──是沒有印刷廠，還是文化已死。我敢說只要我彭志銘退休，香港便再沒敢言的出版社。我不是說沒有敢言的人，但敢言的出版社便消失。你說香港有哪間出版社敢言？

M：最敬佩哪個出版界的人士。

彭：台灣的出版小巨人、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過身時不過五十來歲，很年輕。八十年代台灣報禁，因為金庸從前是共匪，不准出版金庸小說。沈登恩為台灣發行了金庸小說，甚至被國家局拉去問話，可惜金庸反面不認人。第二，是沈登恩把台灣的鄉土文學帶出來，現在陳若曦那班大哥，都是由他的名下走出來。甚至乎城邦的詹宏志都是打他們的工。

動盪的八十年代尾，沈登恩想出版一套世界文學名著。雖然那時已有一些訂單，但出了幾本銷情仍不理想。他堅持要把整套書出版，最後蝕了八千萬台幣，一舖清袋。因此他最後的幾年過得很差，一來經濟不好，二來台灣景氣也不是很好，很難去經營。

上面三件事顯出他的勇氣，推動本土文化和出版理念。另外，他多年來奔走華文出版圈，做了很多版權工作，可惜因肝癌過身。很多人看不起他很窮，甚至說他很愚蠢。我很少尊敬人，但很尊敬他。

M：出了這麼多本書，有哪本最滿意？

彭：其實沒有甚麼大的滿意，嚴格來說是《小狗懶擦鞋》，無論是可讀性還是內容，都有質素。另外，即使粗口也好，也是語言的一部份，若果沒有這部份，語言少了一些。起初我也怕低能政府查禁，因此找了文字專家容若、掌故專家吳昊、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來為我寫序，到第四版我再找很多名人推薦。

M：有甚麼書想出而未出到？會介紹甚麼書給年輕人？

彭：香港政府的低能事件。我想在回歸十周年結集成書，出不到的原因是太多，多到寫不完，每天也有更新。根本沒有可能出到，除非是斬件推出。

我只叫你看金庸沒有用，要看每個人的能力和興趣，看有感覺的書，才會有多元化的社會。

文匯報：青春是辦刊物的理由

2009-06-08T12:53:00.004+08:00

青春是辦刊物的理由
(李卓賢文匯報 2009-05-03)

香港沒有特產，唯有醒目仔最多，記者也認識一個半個。醒目仔曾做雜誌編輯多年，左手消費，右手潮流，滿腦雄心壯志，嘴邊機會多多，手中不時展示品味習作。

但聰明人機關算盡，只停留在銖苗計較，辦刊物只聞樓梯響。今天，醒目仔知道年輕人自資搞文化刊物，在旁冷笑他們既沒計劃，又沒錢賺。但記者覺得，一來人家不是為錢，那是搞理念出版；二來人家兄弟多，並非曲高和寡；最重要的是，只要手執成果，踏出了第一步，那才叫做可能。

自從《月台》、《字花》千禧後登場、ROUNDTABLE盤踞《META》、《眾獨》、《尋》短暫爆發，好一段日子未見文化青年動靜。早前詩人關夢南還在報章感嘆文藝雜誌要走出資助迷思，偏偏4、5月江湖蠢動，兩份自資文化刊物《80s Renaissance》與《Stadt》分別面世，搞手更是一幫八字頭，嫩口。

《80s Renaissance》讓青年知道

兩本新刊物中，雙月刊《80s Renaissance》最先於4月下旬出場。當記者訪問三名編輯那天，各人已手執數本自家製作成果。

「最初我想做一本書，集合不同大學生的作品，可是搞FUNDING太麻煩了，於是打算以不太嚴謹的方式辦文學雜誌。」編委小花憶述最初在茶餐廳與秋強談得起勁，確立刊物雛型：每人夾數百元，辦《秋螢》規模的小刊物。後來四出約稿，秋強找來過去在城大唸書一起搞文集的朋友曉捷，對方得知行將起義，也興沖沖地加入，形成三人行的局面。雜誌後來得到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活動資助，加上營辦印刷事業的Jason仗義幫忙設計排版，整件事情又變得不太一樣。

有時二人三足，尚且作滾地葫蘆，三人六手的《80s Renaissance》編委，竟異口同聲說大家文藝觀相近，天生不怕蝕底，也沒有甚麼不能讓步的原則。

「很多人喜歡寫東西，但只能寫給自己看，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可以讓大家發表和分享。」小花補充：「喜歡文學的人其實很多，但他們只是看書，默默寫作，雖然在我們身邊但看不見。我們希望group起他們，讓他們有機會發表。」

秋強也補充：「雖然我們三個人寫得不好，但我們熱愛文學，不計較就不會有衝突。」他指出坊間的文學刊物，要麼是門檻太高，要麼是雖然可以吸引別人投稿，但園地的開放度有限，編輯與固定作者佔據發表空間。雖然《80s Renaissance》並非搞對抗，也欣賞各刊物的成功之處，但他們仍旨在為難以發表的年輕投稿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創刊號《80s Renaissance》無論外觀和風格，均教人聯想到大學學生編委會推出的雜誌。編輯們認為，這正正讓大家反思為何大學生風格的寫作，難以見諸文藝園地，也正好突出他們以學生為本的特色。

三位即將或已經成為教師的編輯，再加上細意培養的學生風，令新刊物教育味濃。事實上這部新的文藝刊物堅持保留人物訪問部分，以第一期訪問鄭培凱教授為例，旨在向同代年輕人介紹「編輯之選」的重要文化人，補充現有文化刊物的不足；另一方面也開闢師生園，鼓勵校長、老師與學生投稿，讓三者之間透過園地互相理解交流。編委預料，就算資助用盡，他們仍會以自資的方式經營，繼續摸索園地的方向。

《Stadt》進民間拆牆

最初記者接觸《Stadt》時一頭霧水，跑到維基百科翻一翻這個詞語，如此一來正中編者下懷。

「當初想到『城市』這個概念時，就想到用別的稱呼，讓看到的人感到好奇。有不少人看到名字以後會問：Stadt是甚麼意思？人們平時行過也不會看一眼，現在會因為名字陌生，所以看一看。」雜誌的發起人雨希挑戰記者和讀者的期待視野。

雨希一直與同伴Penny組織寫作活動「先有寫作後有會」，後來在參與一次文化聚會時，雨希和同伴談起大計，腦子一熱開始與大家約稿，初成立的編輯小組由三個人擴展至九人，由開始到現在不過一個月。

因城市之名而生的文化雜誌，或以建立品味與風格，或整合城市的文化氛圍，或連結不同城市資源。然而《Stadt》既非文化企業，辦刊物自然有其不按常規出牌的彈性與活力，雜誌創刊號將以「旺角」命名，除了邀約作家寫稿，將落旺角區與街頭訪問在當中生活的人，編委們預計這種走進民間的出版運動，將有可能走進銅鑼灣大埔元朗梅窩。雨希說：「正因為大家沒有錢，這樣才能成事，一般『度橋』要幾個月，考慮資金又要幾個月。其實雜誌出了你自然會考慮錢，沒有錢你就做不下去，加上我沒有甚麼商業頭腦也就不去考慮，PK就PK。」

刊物的另一位成員小土亦說：「雜誌本身有幾個主線，一、文藝和文學；二、潮流；三、社區。我們把幾項放在一起，這已是全新的東西。人們常說香港的城市很有特色，那必須透過不同方式去發掘出來，在不同的地區利用不同媒體去表達。」

編委在製作《Stadt》時的最大體會，是透過訪問多了接觸社區的機會，接觸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城市感觀，人們對街道和社區有不同看法，樓下阿伯或者鄰座金毛男，都是旺角書寫參與者。

在過程中雨希有深刻的體會：「有些人會說：我們襯不起你們的雜誌。他們會認為文化很高，眼光令你不太舒服，並覺得自己沒有文化，我不知道社會為何令他們這樣想。」《Stadt》成員嘗試透過社區的訪問與寫作，把文化帶進民間之餘，也希望讓文化脫冕，讓大家知道自己「生活在文化中」。

現時《Stadt》組稿進入最後直路階段，訪問當天編輯們還與記者研究用甚麼封面，至於整本雜誌以甚麼形式面世，編委守口如瓶，教人在整個5月，期待他們隆重出場。

經濟日報: 說愛國

2009-06-08T12:51:00.002+08:00

說愛國
(羅惠儀香港經濟日報 2009-01-14)

有一回，吾友的 5 歲孩子在新聞報道後問：「我們的國家很危險嗎？」接字正腔圓唱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幼稚園有教學生國歌的意思嗎？」大人們七嘴八舌，席上有叔叔問小不點：國家是甚麼？小不點道：「國家生日，送盈盈、樂樂俾海洋公園。」他在學校內有形形式式的活動，不論是奧運扮傳火炬，抑或神舟 7 號升空，跟媽媽一起做勞作，都令小不點對國家有一定認識。

這個生於董建華年代，長於曾蔭權時代的小不點，畢竟跟座上長於衛奕信、彭定康年代的叔叔姨姨不同──接受殖民地教育長大的一群，愛國情懷，可說從年月點滴累積──六四時義憤填膺；四川災民跟自己心連心；連串毒奶事件，那份恨之切……彼此的愛國心，由是隨國家大事所牽引。

要將內地那套國民教育在港推行，普遍接受殖民地教育的家長，難免較為抗拒。

我們的下一代要真切了解國情，勢在必行。問題是如何建立學生的判斷能力，懂得從不同事端，建立一套真正的愛國價值？

由青年組織 Roundtable（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出版的《META》第5 期，專題探討國民教育。有對比不同國家的國民教育內容，訪問本地國際及常規學校的國民教育方向，再以專題文章深入探討國民教育的內容，給予讀者不一樣的視野。

當我們抗拒一些政治元素而否定國民教育的時候，事實上，我們認識自己的國家，亦不一定全盤接受其由上而下的價值觀，先有清晰了解後，再建立批判思考。《META》就國民教育梳理出一道具體清晰的脈絡，家長可參閱作為有關知識的入門。

明報:大小書店各有風格為讀者開拓遼闊視野

2009-06-08T12:46:00.002+08:00

明報 L02 新界西專線
2008-05-24
標示關鍵字

大小書店各有風格為讀者開拓遼闊視野

漫畫《蠟筆小新》內小新常常到書店「打書釘」：「齋睇冇幫襯」，書店老闆便制定「作戰策略」，指示職員用雞毛掃作打掃狀試圖驅趕他。
回看現實，書店既不會使出上述的「策略」，更帶來舒適的設計，及別具空間感的閱讀環境，令愛書之人自在地「打書釘」。
不少人買書都會到大規模的書店，因其藏書量多且種類廣泛，一般普及的書籍都不難找到，像在香港逾90 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旗下20 間門市便有超過15 萬種類的書籍，單是尖沙咀的旗艦店便有8 萬種。「內地書城的面積可能比我們大，但所放的書種類亦未必及我們多。」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零售總監尹惠玲（Anita）道。
然而，書種太多有時未必等於好，要從類似題材中尋找高素質的書並不容易，她表示書店有揀書小組專責挑選書籍，雖然愛好流行讀物的人永遠是市場的大多數，但入書時亦不會偏向流行讀物。

不求奢華只求讀者舒適

另外，書店選書亦會覆蓋較廣泛的範圍，一些冷門書籍不難找到，最近便有一位大學教授向他們尋求一本西班牙出版社的書，即使找不到，也可通過他們去訂購。
除了書多種類廣泛外，為愛書人提供舒適及廣闊空間的閱讀環境亦愈來愈重要，以往趕絕「打書釘」客人的境不會再有。
Anita 表示，該書店的裝修近20 至30 年來逐漸趨向現代化，並考察各大城市的書店格局。她說：「我們不是追求奢華的設計，而是讓讀者感到舒適及有足夠空間去閱讀，不會轉身便膊頭撞膊頭。」即使讀者只是「打書釘」，但閱讀過程中得到一些他們需要的東西，她也笑言「無任歡迎」，最重要是讀者可以從中慢慢選擇想要的書籍。

增設專區舉行文化活動

為帶來新氣象，書店特別在當眼處設立「時尚生活」及「文化思潮」兩個常設專櫃，前者放的不一定流行文化讀物，而是全球關注的課題書籍，像經濟全球化或社會企業的書；後者則放哲學與思考，這些書籍未必能大賣，但卻希望引起讀者思考，對周邊事物有更多的關注。
為加強與讀者的互動，尖沙咀旗艦店亦有開放式的活動專區，讓出版社、文化界免費舉辦文化活動。該書店嘗試推動本港的閱讀氣氛，但能否做到像台灣誠品書店推動的閱讀風氣，Anita 就認為香港高素質的讀者絕不比兩岸少，即使很冷門的書籍亦不乏知音人，且兩岸的社會條件不盡相同，故現時的工作，是努力讓每個香港人愛上看書。

好書推介：
《文化政策與香港傳承》
作者：何志平、陳雲根

《平凡創傳奇─社會企業妙點子》
作者：詹姆士‧魯波特及賈斯打‧羅
推介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零售總監尹惠玲
軍事主題書店人情味濃
位於軒尼詩道的森記書店，自成一家，見證灣仔變遷。小店專攻軍事書籍，另代理大批仿真戰機及航空母艦模型，不論通脹或通縮，自有一批捧場客。
店主劉啟明的爸爸1963 年在譚臣道開設書店，當時租書只需1 毫子。劉啟明於85 年接手，97 年由石水渠街搬至現址，不斷擴充規模，全盛時期一條街有3 間森記。
當時主題書店未興起，軍事書店更是聞所未聞，劉啟明就邊做邊學，摸石頭過河。「初時成日『中招』，入10 本有12 本賣唔出！」累積經驗後，劉啟明眼光愈來愈準。其後更代理大型軍用武器模型，如1 比16 大的虎王坦克、1 比48 Die Cast 戰機等，深受知音人歡迎。不少外藉機師來港期間，都會到森記一遊，選購模型，順便與店主切磋一番。
書籍並非必需品，想吸引別人光顧，除書籍素質好，還要有優質的服務。
店主多次強調：「你有咩書想搵，一定幫你！第二度搵唔到，可以搵我。」客人預訂書籍，一樣有折扣；外國空運回來的，郵費附加費一律豁免。未來，森記將仿傚同行，設立會員制，熟客將有更多優惠，看來書迷、模型迷將會大破慳囊了！

好書推介：
《星迷》
作者：香港海事博物館
講述天星小輪的發展歷程，渡輪粉絲必買之選。

《空母戰鬥群》作
者：Military Art
全彩印刷，內有大量航空母艦及戰機平面圖。

戲院書店推廣電影文化

近年流行文藝氣息濃厚的新派書店，除了書籍，還出售唱片影碟、潮流服飾，甚至設有餐館，不愛文字的新一代也被吸引。位於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隔離的Kubrick，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Kubrick 採購主任鄭旭霞說，Kubrick 定位是電影書店，售賣關於電影理論分析及美學的書籍、雜誌，兼營唱片、影碟及caf。她說：「老闆希望有個地方推廣電影及文化書籍，像磁場一樣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所以開了Kubrick。為了營造輕鬆的閱讀氣氛，書店附設caf，讓人邊食邊睇書。」除主流電影，Kubrick 更備有大量藝術電影的相關書籍及影碟。藝術電影常被認為是小眾玩意，深奧難明，鄭旭霞卻認為此電影十分有啟發性。
肩負推廣文化的使命，Kubrick 亦代理世界各地美術、設計類書籍，3 年更開始發掘本地作家，將優秀作品輯印成書。作家知名度不高，有的題材更為冷門，Kubrick 曾替20 多人出書，能賺錢的寥寥無幾。鄭旭霞表示，這群作者有實力但無知名度，「有人行過，pick up 本書揭一揭，可能會欣賞；Kubrick 就係一個令好書曝光的地方，賺唔到錢都唔緊要。」

好書推介：《係命》
作者：葉志偉同性戀散文作家葉志偉於都市日報撰寫專欄，深受歡迎。Kubrick 多年前已發掘葉志偉，並替其出版多本文集。

《META》作者：Roundtable PublicationKubrick 代理的雙月刊，由兩岸三地的青年學者撰寫文章，以多角度探討社會問題。

《META》銷售點

2009-06-08T12:44:00.005+08:00

各讀者可以到下列地點購買《META》：

大型書店：

三聯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各門市；

樓上書店：

序言書室 (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

Kubrick 書店，包括：

Kubrick-bc (油麻地)、Kubrick-apm (觀塘) ；

GOD門市，包括：

GOD (Causeway Bay)、GOD (Tsimshatsui)、GOD (Central)；

突破書廊，包括：

佐敦店、鑽石山店、銅鑼灣店、沙田店、荃灣店

蘋果日報: 《 META 》改革重生破冰號

2009-06-08T12:44:00.002+08:00

青年智庫組織 Roundtable 出版的文化雙月誌《 META 》改革重生，第一期「冰山一角」封面，在雜誌群中很清新。換血見人，編者的話開宗明義批判香港人所謂「國際視野」定義粗淺 ─ ─ 「是把子女送到暑期遊學團？是定時定候往全球景點到此一遊？還是密切注視伊拉克的政治局勢？」，嘲諷香港人「自我陶醉於『中西混雜』和『多元文化』的虛妄論述之中」，嘩，有火！有火不是大晒，知識分子最忌一廂情願曲高和寡，難得《 META 》用心用腦審視市場，選題恰當。今期專題 20 版講環保，不是詳列環保一百項 Do and Don't ，而是解構為何環保、追蹤環保史，並且以本土角度闡述國際事例，內容易消化，排版有心思，不是幾十版 A4 紙丁屎咁大隻字睇到你嘔的論文式文章。國際視野不是景點遊覽，正如環保不是「少用膠袋」等例行手作仔，《 META 》帶領讀者深入冰山內臟，超越常識引入知識，做個有內涵的香港市民。記者：劉嘉蕙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_sub/art_main.cfm?iss_id=20071214&sec_id=38163&subsec_id=6038907&art_id=10531390

META - Issue08

2009-06-06T12:26:00.002+08:00

META08
出版力！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2
出版日期：2009年6月

現在肯定不是出版的黃金時代，有出版社倒閉，也有新人漏夜趕科場。今期META以「出版力！」為題，訪問了聯合出版的陳萬雄、天窗出版的曾玉英，還有次文化堂的彭志銘，從主流出版到小眾書冊，當中和社會的互動、和不同單位的角力、對出版理念的堅持，譜寫成一段文化血淚史。其他內容包括專訪社會學家紀登斯，探討他對金融海嘯及氣候變化的看法、政黨風雲錄的黃國興專訪等。

現已於Kubrick、阿麥書房、榆林書店、序言書室、中環三聯、中大新思維書店有售。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alanto@roundtable.com.hk或
致電2111 5882與Alan To聯絡。

META08 精華內容：
1. 彭志銘：立足本土，敢於面對。
2. 推開天上的窗──專訪曾玉英
3. 文化沙漠的水販──陳萬雄

META - Issue07

2009-03-06T12:24:00.004+08:00

META07
門外看西九
總編輯：李祖喬
售價：$25
Page: 72
出版日期：2009年3月

西九是未來香港文化政策的旗艦。談到政策，自然非有機生成，箇中邏輯是無論諮詢多少，由上而下的文化規範，必然步向專業主義，充斥大量似懂非懂的行政術語或無法用常識理解的決定。今期《META》以「門外看西九」為主題，訪問了粵劇界的阮兆輝、富德樓負責人馮美華及藝術工作者梁展峰，以明知無法實現的平民視角，投射出小部份人的西九幻想，自發以另類形式參與討論。此外，還有政黨風雲錄的史文鴻訪問、張漢分析珠三角經濟的隱憂與機遇、禤智偉解讀特區公共政策的論述、馮智政談烏干達的中國租界。

現已於Kubrick、阿麥書房、榆林書店、序言書室、中環三聯、中大新思維書店有售。

如對本雜誌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alanto@roundtable.com.hk或
致電2111 5882與Alan To聯絡。

META07 精華內容：
1. 馮美華：沒有創意，西九不會精采
2. 阮兆輝：粵劇是藝術，也是商業
3. 藝術的基金經理──梁展峰

馮美華：沒有創意，西九不會精采

2009-03-01T08:52:00.005+08:00

(訪問刊於META07 門外看西九)

按：位於灣仔的富德樓，是藝術家的容身之所、是藝術團體的創作地盤。這座直立式的藝術村告訴我們，藝術村不需佔地千尺、燈光柔和。富德樓的負責人馮美華，對西九龍這大幅地皮，會有怎樣的想法？

M：META
馮：馮美華

窮途的曙光：富德樓

M：富德樓這個小小的地方有工作室、書店、藝團辦公室、藝術家宿舍…你起初為甚麼會有這種仿似直立式藝術村的構思的呢？

馮：最初我們沒有想過要做一個直立藝術村。我有沒有叫富德樓做直立藝術村呢？沒有。只是人們這樣叫而已。當時伙炭工作室已經存在，但還未有現在這般犀利。我記得我見到馬仔（馬智恆），他們一班年輕藝術家好困頓、無地方，同埋無錢租地方。從在政府工作，到後尾出來做藝術工作，從油街到牛棚，我都是中間人，因此，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到中間人，這個藝術村是這樣出來的。第一要幫年輕藝術家。縱然無錢，只要他真的在創作，讓我看到他是一個很認真的藝術家，我就會推薦給富德樓的大業主。開始的時候要求好簡單，給我一張寫著你在做甚麼的A4紙便可以。某程度是一個formality（禮節），因為我都要讓業主知道，否則他不會突然把地方出租。溝通就主要靠我自己，那時我一直接觸好多藝術家，隨意地問他們需不需要地方，這就開始了富德樓的計劃。

M：你在一些訪問說，藝術家賺到錢或者沒有作品便要離開。

馮：現在有了一些改變。最平已經不是最重要，而是如何去發展，如何去幫到其他人。例如將會進駐的Pixel Toy，看起來運作OK，又是人山人海旗下，所以我這樣說，「你入去就是要空間，但係要益人！要幫唔知咩叫錄音、更加年輕、唔知點的人去建立一個組合、更加新的indie（獨立音樂）。」其他地方不容許做的事，我要他們在那裡做多一點。所以，Art Map賺到錢了便要離開、莫昭如在賽馬會找到地方也要離開。只要你是認真創作的便可以了，不一定要做展覽。也有搞多媒體藝術的阿昆（吳子昆），他們已經寫了一個頗具規模、可以運作的多媒體空間，所以亦要搬出去。無論是錢還是空間，你有了便要走。

西九不應只是另一幢富德樓

M：你認為富德樓的經驗，應否植入西九當中，讓西九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發展藝術的地方，而非單單一個地標？

馮：西九是另外一件事。藝術館旁邊不需要有很多藝術家。紐約分了幾個區，最低有個SOHO區，然後有個商業區，也有些窮人區，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附近不需要有藝術家。因為藝術家要有比較自由的生活，不應該有這麼多建築物。現在有些藝術家住在新界，在一些鐵皮屋做自己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可否放在西九這個空間，或有沒有地方展示而已。西九地價這樣貴，是否應該廉價租給藝術家？應該要考慮經濟。不用又要藝術館群，又要藝術村。

M：你覺得西九只是一個展覽場館便可以。

馮：一個展覽、呈現作品，又可以有系統地交流的地方。當然可以有些輕鬆的地方，但香港地少，便要適當運用土地。我不是贊成地產商收好貴，而是若果不把土地廉價租給藝術家，而讓商業機構發展，可以幫助經濟發展。寧願政府從那兒收錢，再由藝發局俾錢藝術家創作，反而更實際；而不是硬要藝術家留下，將地價減低。這純粹是整體上去看，因為香港有好的服務業，若果搞好那裡的文化服務，例如弄個商業畫廊，讓藝術家可以寄賣作品，已經可以幫助他們。另外，我覺得那兒可以有短期住宿的地方，因為創作需要一些日間休息的地方，但是否要做一條藝術村？我有保留。相反，應該是整個香港有很多個藝術點，讓不同的藝術家交流。藝術村是好的，例如伙炭和富德樓各自有很多火花，但不需要放在同一個建築群。

要做旅客磁石

M：香港有很多藝術表現場地，好像石峽尾、伙炭等，但是普通市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存在，遑論到場參觀。西九可以成為例外嗎？

馮：這涉及到兩個方向，就是To make或者To buy。現在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從外國買回來的，即使藝術節也是這樣。當然，藝術節也會批准一些小型的團體去幫手搞，例如Zuni（進念二十面體）、前進進、樹寧…但這個是非常規的，藝術節可能搞兩個月，那另外十個月如何呢？

這便要適當地讓一些有錢的公司做娛樂事務。以美國為例，最勁的街是Broadway，出一點便是Off-Broadway，做較實驗的事，再出一點是Off-off-Broadway。如果我要看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便去Broadway，去看前衛一點的便走遠少少。我想說的是，香港太小，雖然前進進在牛棚已建立規模，而賽馬會也會創造一些視覺藝術的東西出來，但西九必然會成為一個地標，一個國際地標便能吸引外國來的藝術。例如The Phantom，現在是到演藝學院演出的，遲些會否在西九做呢？可否用比較主流的藝術節目去討好大眾，而間場的節目則用廉價售票，由本地團體表演呢？

藝術節是國際事項，香港越來越多表演團體可以充當表演單位。同時，它吸引到非本地的觀眾。一些極盡奢華的表演、或者是各種不同的創意藝術，都可以是在西九發生的事，配合各種食和住的服務，才能吸引到遊客、有錢人來這個地標。始終西九必定要賺錢，所以無可避免地要是一些主流的東西，但當中要給新穎事物適當的空間，才能有活力，就好像把整個紐約、West End濃縮。總之是有很多場地，至於能否每個月也有勁的展覽，則要看視覺藝術的發展。

因此，西九不能再只講香港，而是要跨地區。那時香港便可以搞個雙年展，國際電影節也可以在香港搞，巨型的藝術，無論是performing art 還是plastic art，感覺上是具體點的。Cultural tourism是很重要的，不是純粹文化，而是文化旅行，這幫到香港。若果你文化這樣利害，其他的配套服務也要升級，衣食住行也有花費，所以我們的時裝要做好點，食也可能成為香港第十二個創意工業，尤其現在「食」變成一種年輕人的潮流，諸如此類的配套，讓人可以停留一兩天。這一兩天的藝術旅行，香港也可以出現。

混雜的人才，多樣的藝術

M：香港藝術人才缺乏，或多或少是港人認為藝術賺不到錢，西九可否改變這個概念？

馮：即使是新加坡、上海的藝術展，也不可以只靠本地供應。廣州剛過去的藝術展，也有很多外國藝術家。我不覺得香港藝術家不行，而是在全球化下必定要借力，香港的雙年展搞得不成功是因為沒有big name，所以一定要從外國請藝術家來；香港的藝術家也要跳出去外地，成為big name再回來。

另一樣很重要的，是沒有藝術評論和宣傳的人，誠實地去把作品的潛在價值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實際地做一個評論。說穿了，就是做埋marketing。人家外國做得好勁，成本雜誌寫出來吸引、教育人去看作品，我覺得唔係無可為！香港不應該只培養藝術家，而是要有懂得creative writing的人去做宣傳，但這種宣傳是一種很高質素的評論。

M：香港很少培訓藝評的地方，是否要加強培訓？

馮：應該要有一些中間人。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一些好的agent，例如歐陽憲（嘉圖現代藝術有限公司創辦人）是否其中一員？張頌仁就是一個好例子，他有藝術史底子，閱歷很多，且知道哪些是優質的作品，而某些不太出眾的作品又應該如何推銷。當然，有人會認為，要遷就市場便會變得商業，但我覺得總會出現一些人去抗衡商業化，所以不用擔心。最重要是有活力，多人去搞作，因為做藝術的人個個都不會跟人，所以最重要反而是要有一個很好的agent 去看藝術品。

現在的培訓很少指導你如何做評論和宣傳，文化研究比較闊，新的視覺藝術文化管理，是否真的對住那些行頭去搞？就算有這些課程，有沒有人讀，也是一個問題，我們常說西九沒有軟件，焦點都放在藝術家，但這類宣傳、管理也很重要。現在的確沒有這方面的培訓。

沒有創意思維的政府

M：外界對西九發展一直有很多聲音，但政府如何更改方案也得不到社會支持，你認為政府的運作機制哪兒出現問題？

馮：問題在參與的官員。委員會入面只有五個文化人，他們可否打破行政主導的框框？做西九的確涉及很多方面，但畢竟是藝術項目，如果搞西九的官員只當它是一件工作去做，或者只想用來炫耀，那便慘了；但如果他明白文化藝術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就會懂得帶領港人去追求生活質素。要相信它可以令我們文明、有教養、識關心人，也令我會察覺身邊的事，從而關心環保、節能等事情。

藝術文化的目的不只是創作，還有生活質素的提高。看到這個關係，便會用人文的角度，而不是當工具去處理。我們不是要打敗新加坡、韓國，而是整個世界都要有創意。世界將來會有很多需要創意思考去處理的問題，無論是藝術還是科學也是一樣。西九是一個給我們很多啟示、士氣的硬體，我們要用這種士氣去處理生活的問題，追求更美麗的東西。

M：是否危機感不足？

馮：就係政府班人唔得！社會有太多問題，官員又沒有創意思考，只懂按既定程序，當然無法和人家相比。新加坡做了很多事，幾年前已經要做一個文藝復興的城市，在前往當地的飛機做一本很精美的書，介紹那兒的藝術，讓乘客一看就知道當地有甚麼特別的展覽、藝術；另外，又種很多樹木，吸走很多廢氣和熱力。他們真的很有遠見，香港無得比。無論是新加坡還是內地，也靠外國人幫忙、從事藝術工作，只有這種混雜，才能有火花，創造更多的東西。可是，香港越來越少外國人了。

後記

今天，記者只問了一個假設的問題：若西九由你規劃會是怎樣？她沒有回答富德樓或是創意書院，而是提出善用土地，加強支援的想法，馮美華一直堅持不斷創意，而這也是香港需要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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