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刊於META 04 香港的政論文化)
訪問：李祖喬、甘文鋒、陶培康
筆錄：查斯特
攝影：盧日高
自我形容為「羊祜」的練乙錚，不是好欺的水魚，而是兼通「洋」「古」的觀察家。從數學到經濟學、從馬列到自由主義、從傳媒到建制，每一步都是帶著強烈主體意識的抉擇，也讓他練成了冷靜的眼光。
從數學到政論
M：你本身是個經濟學者，之前則讀數學。其實你是如何開始政治評論的生涯？
練：回到香港教書後，我定期寫了一些政策分析的文章，都刊登在《信報》。96年林行止先生突然找我，說總編輯沈鑑治先生退休，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報紙。當時我很愕然，但心想快要回歸，在新聞界應該會看到很多東西，於是便「拍心口」答應了。那時開始寫社評，和陳景祥輪流寫。做了兩年，就到了政府中央政策組。
M：那是首次面向公眾作評論嗎？
練：不是，70年代辦雜誌的時候也常常要寫。當然，對象和內容也不同，社評一定要緊貼時事。現在我只寫專欄，不用這樣了。可以寫自己喜歡的內容，可以站在後一點的位置，喜歡的題目又可以連續寫幾天。自由度和從前比較有些分別，但其實都差不多。立場不是即時想出來的，很多事情也有個大概的出發點。事情發生了，便把自己的出發點和大多數人的比較一下，從而知道如何分析事件，或者得到大約的方向。
M：你曾經進入政府工作的經驗，對你其後作評論有何影響？
練：我沒有太受政府的經驗影響。始終我已經幾十歲，那只是我其中一個經驗。如果是你們這樣年輕，到政府工作幾年，會對你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你們在其他方面的經驗較少。可是我的年紀較大，早年的經歷佔更大的比重，所以在政府的六年對我來說不是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也多了些想法，知道了政府的心態和做事的習慣，還有個別官員的作風。但我認為這些東西對我寫評論沒有甚麼幫助，因為我寫的評論不是從那個層次出發，而是著重事情的本身。
M：《浮桴記》中讓人看到了官場文化，而且是緊扣著制度和社會氛圍的。進入建制後，有否讓你看清楚香港的問題？
練：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你搞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政策），的確比較容易。這不需要太多學問、不用做那麼多研究，事情不用看得長遠，理論也沒有甚麼用途；如果要干擾市場、要推行很多政策、要做很多市場不會立刻做，或者根本不會做的事情，那麼便需要很多學問，要研究得十分清楚才可以做。但是，當時的董先生沒有這個班底，卻想做這樣的事，結果出現了落差。董先生其實是很多想法的人，正面來說是進取，負面來看可以說是干預，這當然見人見智，但總括來說董先生是進取的。
現在曾政府可能比較穩陣，也不會有大錯。單純用經濟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較適合香港社會。但一個領導人不能只看經濟，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不能太過「閃縮」。就好像政改，分兩步走沒有問題，這是循序漸進。但不能夠只看2012而不看2017，所以現在2012是空頭政改，不知為何物，真的估計不到。現在政府很多工作要講包裝。包裝本身不是不好，即使政策做得很好，也得包裝去讓人接受。但是如果拆開政策的包裝紙，發現是空無一物便不好。我看他在社會和政治政策這兩方面，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稍稍包裝便算；經濟政策反而還做得尚可。總體來說，他從經濟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做得不錯的。
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M：你曾說過不合官場，比較合適觀察人和評論人的身份。你認為這個身份對改變社會的力度有多大？
練：我想所有評論對任何政府都有壓力，問題是這些壓力對它的影響有多大。輿論壓力對民選政府的影響較大，如果社會上有相當人數的成熟看法是這樣的時候，你不可能違背很久。你可以一時試圖影響言論，但這不可能做得很久，否則便要下台，這是民主體制的遊戲法則。但是，香港的特首不是民選產生，當他面對輿論壓力，他不一定感受到，對他來說也沒有大影響。若壓力是來自大多數人，便可用公關手段化解，但實質上不用做些甚麼。因此，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香港有其好的地方，例如言論各方面比較上還是很自由，有一定程度的選舉，但其他方面很封閉，這是體制上的性質。體制不變的話，我的看法便不會變；政策便要逐個看了，有些好有些不好，一個政策出台後有好有不好，也要具體分析，我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這樣。
M：你現在的寫法，常常會引用一些古代經典。有沒有哪些特別影響你？
練：在我自己的認知過程當中，是有幾個很重要的影響、階段或者來源，比較重要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的傳統，然後就是馬列傳統，以及後來學的自由經濟理論。近年來比較多閱讀中國古代文化的書籍，那又是另一個傳統，然後夾雜著其他西方的傳統。這都是我自己醬缸的東西，一大堆都在影響我。我一直都在批判，但永遠批判不完，好像馬列主義，有些我認為說得對的，近年都接受了；天主教有些說法也是對的。但我不會在有事的時候，找一本聖經或馬列經典出來抄寫幾句放在文章。
我引用的目的，是拿一些資料去討論一個問題。好像前陣子我寫「寬容」，為甚麼我們這樣不寬容？我看看我們的傳統不是這樣。「有容乃大」是從《尚書》出來，這個概念是如何得來？我相信這不是古人空想出來，而是經過了幾百年的實踐才總結了出來的重要概念。寬容有這麼長的傳統，為甚麼現在會失去了呢？即使我們看西方也有這樣的傳統，古希臘的時候有一些，古羅馬的時候有一些，但到了中世紀便沒有了，很多東西因為基督教而solidify了。到了文藝復興、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時候，很多派別走了出來互相爭鬥，寬容便喪失了。後來啟蒙時期的時候，西方人又發現希臘民主制度很優秀，結果又重新發現寬容，從宗教、政治到社會逐步推廣這東西。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也有這個概念，但去到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或者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還未重新找回這東西，這方面我們要多做一點功夫。
M：你的文字風格是受誰影響的？
練：和我讀數學很有關係，特別是我們讀所謂的舊數。你們是讀新數的，不知甚麼是舊數。舊數很重要的一樣東西是幾何。幾何不是很實驗地去做，而是滿懷理論地去做，每一條題目也是要證明一些東西，所以條理要分明，邏輯要清楚，和文學的寫法是很不同的。我是受這樣的訓練的，所以寫出來的也是這樣，很難去修改，因為寫出來的東西無論是加或是減也是早已決定，不能修改結構，有時也會為此而光火。我的文章就是有這樣的特點，不像容易入口的醇酒，比較枯燥，邏輯性比較強。這是一個缺點，要改很不容易，畢竟已經老了。
談到影響我文字的人，我想或多或少也和70年代讀魯迅和《紅旗雜誌》的文章有關。有時我的語氣和用辭也受那個時代影響，例如「兩條腿走路」那些，很多都是從前中國政治家的術語。我是很自覺地不去看國內的現代文學，即那些文革小說，所謂社會寫實主義的寫法。因為我害怕被它影響，它們的文學無論正反，都十分激情。即使現在內地反對文革的文章，也繼承了這種詞組。我自己也有，這是不好的，所以也刻意地戒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看了一兩篇便沒有看了，因為色彩十分濃厚、情緒十分激動，用了很多度數很高的形容詞，我比較怕這些。我反而喜歡看老一輩的散文，好像周作人那些散文。西方的文學我便稍為看多一點，我常常說笑自己是「羊祜」，就是讀書讀「洋」的和「古」的，從文筆上來說，我比較怕新中國建國以來那一套，不是沒有好的，而是總體來說是比較怕。
有本德國書叫《Dog Years》（狗年月），跟了我二十年，是諾貝爾文學獎作者葛拉斯（Guenter Grass）寫的，談及一個猶太人的老朋友進了納粹，那本書寫得真的很好，比較我喜歡的高行健的《靈山》，它寫得更好；我也很喜歡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你看他那本《For Whom the Bell Tolls》（戰地鐘聲）。他有很強烈的道德意識，但又不是個道德主義者，化在生活、化在筆，可能影響了我的性格；《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也是一流，那是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社會主義時期的作品，道德力量很強。最後一個就是寫《雨王韓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的貝婁（Saul Bellow），我比較喜歡他的文字，是學院派。跟在社會打滾多年的打工仔史坦貝克不同，貝婁是一個學院派的猶太人。海明威則是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是一個記者，採訪過中國、參與過歐洲內戰、在歐洲、巴黎跟文人打滾過，他那杯酒滲雜著很多味道。這三個人我都很喜歡。
M：你怎樣看其他的評論人和新近冒起的一些青年評論文章？
練：有些是很好的，我也學不到。例如梁文道的文筆、學養，不是我的路數，想寫他的文章我是寫不到的。有些文風便不太好，我最怕的文章是「某某高人說」、「我和某些高人討論過，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們不會知道這些高人是誰，你希望讀者讀後怎樣？希望人家覺得很多人向你提供資料，很多權威在你後面讓你狐假虎威？或者想借著「高人」這字眼去推銷你自己的看法？這種文風我覺得是很惡劣的。你是一個評論者，我是看你的評論，常說你背後有個不知名、很大勢力的通天曉告訴我一些事情，這是不可取的。
我覺得評論家不一定是需要全面，其擅長的評論範圍可能是某一方面，這十分重要。我個人很佩服丁望先生的中國評論，資料很豐富。他是幾十年的中國專家，70年代我已經看他的文章，內容很充實而且資料豐富。他評論的時候是心平氣和的，他資料充足，不用凶神惡剎，你也要服了，所以越是凶神惡剎的文章便越是沒有料子；另外是吳康民先生。他有自己很強的黨國立場，但在一些問題上可以看到他是關心國家的和有想法的，而且能夠說出來。左派之中，我沒有見過第二個這樣的人，所以我是很佩服的；自己老闆便不說了，「香江第一健筆」大家都有目共睹。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或氣質，是好事。年輕人的衝勁比較強，我自嘆不如，但弱點是欠缺歷史感。另外，評論的獨立性很重要。有時看研究所署名的人，大概也會知道其立場是怎樣，不會知道這立場是他自己還是他上司叫他這樣寫，甚至兩樣也有。我對那些代表一個機構的文章不太感興趣，我喜歡看一個人自己是怎樣寫。
保持獨立性
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
M：有沒有特別的信念，是你寫時常常緊記的？
練：這次重拾筆桿的想法，是評論者與統治者應有平起平坐的態度。我不需要攻擊他們。當你攻擊的時候，已經意味他是比你高大的人，你才要攻擊他；若果你要恭維他呢？你也是矮他一截。唯一的方法是和他平起平坐：他有何不對的地方，我會很淺白地說出來，不轉彎抹角；有做得好的事情便稱讚他。換句話說我有一個基本立場，但我的基本立場和你做的事有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是不用我立即把我的立場擺出來的。
我是在讀者面前和領導人、統治者聊天。他是讀者之一，有時也是對話的主體。統治者包括香港和中國的統治者，在這兩種人之間你不能卑躬屈膝。有人說我很批判性，很少稱讚，這不準確。我讚的是他們的政策，例如中國取消農業稅，是二千多年的創舉，還有豁免農村學費，這是都是重要的好政策，我便稱讚；但對政策上的錯誤和體制上的性質，我覺得有問題便會很批判。我留意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知識份子是不會稱讚政府的。你打開報紙，很多人稱讚政府，在維護政府，但我就是怎麼也想不出中國哪時出過類似的人。無錯，你可以很賣力地為政府做事，例如岳飛；但他們在寫文章的時候，上書給意見是「這樣不行，應該如何」。當然有一兩句是「皇恩浩蕩」，但那是姿勢，你接著看往後的內容，全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對的心態。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就在那兒，講說話不是要體諒他。這個「體諒」現在很利害，很多人說中國政府很多問題，我們要體諒他。我不是說我不體諒政府，而是我不會說出來，體諒不是我的責任。
政府可能不理會，但他們身邊的人聽到可能會，因為我是在讀者面前和政府聊天，作用未必是這麼直接。所以，不只是和政府平起平坐，而是和一切的國家機器的大人物平起平坐。我不會因為你是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而客氣地說話。當然，我們也可能會錯，所以不能夠很具攻擊性，否則具攻擊性而又錯了，人家便很冤枉了。因此，評論的時候也要有容人的雅量，你指出人家的錯處，除非你是理據很充分。你有一分的證據便說一分的話，有九分證據便口硬一點。但始終沒有人能肯定自己是百分之一百正確，所以有時要留有餘地。這不是給你面子、忌你三分，而是我也不一定全對，給你一個機會，若你有更充份的證據，我可能便要退後了。
我不和大人物聊天的，很多時候有大人物找我談我也不理會，代價便是我不知道一些內幕消息，但我不喜歡內幕消息，為甚麼人家不知道而我可以知道？當然，有些不能放上桌也是真的，但我不會想受其影響。可能那些大人物是好人，但他們有任務在身又不能告訴你，於是跟你聊天便有目的了。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我不想這樣，所以寧願不要內幕消息。如果要影響我的獨立性，我寧可選擇知少一點。
練乙錚推介作者及雜誌：
沒有。我看評論的時候，刻意很快地去看作者的觀點，忘記作者。這種抗拒性也讓我善忘，更加記不起值得推薦的雜誌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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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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