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刊於META 04 香港的政論文化)
訪問:李祖喬、甘文鋒
筆錄:陶培康
攝影:區華欣
訪問現場,全部人都認識陳智遠──是Roundtable Community的總幹事,是經常在論壇發表意見的寫手,是身兼多職的社會科學份子。訪問他,不是因為他代表了甚麼世代、甚麼群體、甚麼人。原因可能很簡單──他就是處在我們身邊、而又最耀眼和熱血的人。
M︰作為年青一輩比較活躍的評論人,你認為你這一代和上一代的評論人有甚麼分別?
陳︰現在的評論人有比較多不同的身份,例如,他們本身在學院也可能有其位置。評論人不再僅僅是評論人,他們作評論,將自己的想法寫出來,目的是跟公民社會連接起來。評論不一定是他們事業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可能只是整體實踐的一環。今天很多行動或評論也是single issue based。發聲的人不必一定和政黨連結,但也希望在論述中佔一席位。例如Roundtable,不是一個政黨,但也參與討論政治事務。普遍來說,上一代傾向多用筆來表達意見,而新一代除了筆外,亦會參與運動。
這可能是由於政治環境和關注議題愈來愈不同吧。我們這一輩開始發聲,其實是在回歸之後。我們的關注點放在回歸後,例如SARS、七一、城市規劃等等之上。老一輩的評論人可能覺得,「殖民」和「回歸」是不能不寫的題目;但現在有些人可能覺得,重要的是「我的筆如何令社會向前進」,以至脫離了對英國緬懷,對中共仇恨的二元論述。
重新出發的香港
M︰這樣說,你認為上一代背後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包袱,但新一代卻不是,是不是這樣?
陳︰不是。意識形態是永遠存在的,現在我們也看到某些組織團體的取向,例如獅子山學會便傾向新自由主義。我的意思是,新一代沒有殖民經驗,他們最關心的,是將來的路該如何走下去,是香港如何立足中國、以至世界,香港的角色是甚麼。而他們的工具,則是他們應有的話語權。
所以,既然回歸後香港是「我們的地方」,針對普羅大眾,我們有兩方面要知道,一是我們感興趣的、應該參與的議題是甚麼,二是可以擁有的工具是甚麼。每個人都有社會意識,會問︰「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正因為這種關懷,我們才搞Roundtable,透過和普羅大眾溝通,使他們明白這兩方面的重要性。我寫評論,是作某種公眾教育,令更多人關心這個社會,不是要反政府或反甚麼,而是要令更多香港人明白他們自身的角色。
M:那你寫評論時,是如何看待殖民歷史的?這些舊的東西是否已過去了,可以扔掉了事?
陳:我初時寫評論時,的確不太理會九七前的事。但慢慢發現,你不可能不理從前的歷史,從前的因是今日的果。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查建英曾說過,無論你如何隱沒在抽屜裡,過去的東西,始終都是屬於你的。它仍然是你的一部份,仍會影響著你。
二十多歲的這一代,較為缺乏香港和中國歷史文化演變的知識,特別是八、九十年代那種波瀾壯闊的日子。我們現在時常說要「脫殖」,但必須先知道從前殖民地帶給我們甚麼經驗,才可說脫去它。當中一定不會所有的事都是好或者不好。所以,新的一代更加要知道和了解這段歷史。
香港是一個在經濟及文化方面都很開放的國際城市;另一方面,我們是在再國族化的過程之中,從教育和媒體等方面建立國家的身份認同。在這兩種思想衝擊之下,香港的評論員更需要一種本土眼光,看出香港的獨特性。你看香港,曾經有東西文化交流,又有殖民經驗,是一個反資反殖齊全的城市。到了現在,我們關心脫殖和民主,更需要看看有何特點影響現時的香港,當中又有哪些是好是壞。
M:但是,二十多歲的人,既沒有深刻的歷史認識,理論根基和文字功力也比年長一輩遜色,我們發聲的定位在那裡?可以寫出甚麼值得人家看的文字?
陳:雖說許多人不讀書,但我們接觸資訊的層面比較廣,很懂得從不同媒體找尋不同的知識,只要有心的話,必定找到。新媒體給我們的視野,並不是八十或九十年代人所能想像的,而我們正正是在這個世代中成長。它打破了舊有印刷媒體的界限,你現在對時事、對政府有意見,可在高登或uwants寫一兩句,甚至創作一兩首「口水歌」、cut一兩段片段諷刺時弊,不需工整地寫一篇千多字的文章,還要怕報章是否刊登。即使寫文章的,也可放上blog。雖然讀者群不及印刷媒體,但博客卻能聚集一班有相類似喜好的人組成族群。現在新舊媒體在交接當中,博客可出書,傳統媒體也會借用新媒體的資訊,這樣子,catch 人家的attention機會大很多。這些都是年長一輩評論人難以做到的事。
我們的文字能力確有不及,但我認為新一代觀點也很銳利,文章甚至會更加緊湊到位。另外就是一些新興的概念和學說,我們會更易吸收和掌握。現在很多評論人是學院出身,對新理論把握較好,往往有多一些觀點可以帶入討論。例如今天很多人都專注研究一個範疇之上,在城市發展、流行文化等等,都有深入的探究。這是我們的優勢。
新一代評論人
M:你是如何開始評論生涯的?第一次投稿的經歷是怎麼樣?及後為何想寫下去?
陳:一個名不經傳的人,投稿一定經常失敗,我也經歷過。那時常常投稿到《信報》和《經濟日報》,而可能他們剛巧需要一些新的寫手吧,所以願意給我機會。第一次投稿,是在中大讀研究院的時候,那是一篇關於廿三條的文章。初時寫,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不懂觸摸讀者的需要,不懂如何把文章寫得緊湊,不懂文字如何修飾,如何把故事安插其中,整篇文章不過是平鋪直敘的寫,最後當然沒有刊登。後來學習人家的長處,文章便開始獲得刊登。當時滿足感很大,發現寫文章有時雖然是非常痛苦,但寫完和刊登的一刻都是非常開心的。
M:那時你寫的題目多是甚麼?
陳:我常常把我研究的高官問責制寫成文章投稿,既可賺賺稿費,亦有滿足感。當時社會有關於問責制的討論,我便添加新穎的理論進入其中,可謂兵來將擋。
M:在寫的過程之中,有沒有特別影響你的人?
陳:讀本科的時候,我是很少寫中文的。故此在中大讀研究院的階段,我曾經苦心雕琢自己的文字。那時每天看四份報紙和很多其他雜誌,影響最深的是林行止。其文字不是太秀麗,但他論點到肉,博學多才;若論文字修飾,我則看董橋。他可以把三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在一篇文章當中串聯起來,文筆在香港難有人及;另外是陶傑,他可以從一些新穎角度寫平常事;我亦很欣賞的龍應台的觀察力及文字功力。
M:將來有沒有特別的計劃?
陳:希望可用比較感性的筆觸來寫時事,因為寫評論比較膩了。評論需要與人溝通,多少也應以文學的手法來處理,加強文學性以求得到最多讀者。另外,打算把自己這幾年的文章輯錄成書,作為自己人生一個階段的總結。未來希望寫些不同風格的文章,以求令政治學的知識普及,分析香港問題的理論,也應該多些人注意吧。
陳智遠推薦:
雜誌報紙:
1. Economists
2. The Guardian
評論人:韓寒
新合作模式
14 years ago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