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銘：立足本土，敢於面對。

(訪問刊於META08 出版力！)

訪問、攝影：何子豪

按：次文化堂的形象是出位、敢言，當人家出版愛情小說的時候，它偏偏出版研究粗口的專著，還有諷刺高官的小品。社長彭志銘罵盡政府、商界、年輕人，但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其實他是責之深、痛之切。

M：META
彭：彭志銘

立足本土由香港精神開始
M：從製片人轉行做出版是因為要「搞搞震」，為甚麼認為出版可以做到？

彭：拍戲和出版都是製作。拍戲時想出的喜劇笑料、偵探橋段，都是動感的；也有相片等靜態東西。但是，很多東西是拍電影做不到、而只有出版才做得到，所以我做出版。

當年我很討厭那班電影人的虛偽行為，不想同流合污，所以有兩年不幹電影，去搞出版。那時是1988年，我打算做些號外式的、和社會有關連的東西，一年後便是六四。六四最大衝擊，就是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如何面對自己的國家、生活、民眾。當時的啟發、衝擊，加上出雙周刊蝕到仆街，所以就轉做月刊，而月刊主題則是和社會有關，接近你們這本懶有理想的東西。豈料原來香港不接受，尤其是那個年代，所以轉做書籍出版，不再做雜誌。

M：剛提到六四帶來震撼，對你們的出版理念有何影響？

彭：要當一個香港本土的出版社。本土是立足香港、和香港有關。因為回歸之後我們常倚賴大陸，然後就會失去自己。若果留意政治、經濟、文化，可以說香港已經死亡。因此，立足本土讓我們保留多一點香港精神，所以我們有關香港文化的出版比例較重。

我的出版社是個人獨大，不理會任何人。我不會給面子，知道曾蔭權這個廢柴、死老左，搞統戰便會揼；如果民主派做得好差，我地都會「勢」它。這就是我的做人態度，不會因為認識你而給你面子，否則是對大家不公平。因為我乜都夠膽死，所以不會有資助，不會有共產黨扮friend撐我地。當然，也不會有民主派的人和我們做朋友，而稱讚他們。我們說一是一，這就是敢言。

M：次文化堂的書作風敢言，如何面對發行的壓力？

彭：不需要擔心這些問題。因為只有部份書會受到壓力。何況，做書的態度不應著重金錢。你當某種工作，就一定要面對職業帶給你的壓力。其實我們知道哪書會有問題，若是害怕便不要做，否則只有面對。有人打壓錯不在你，而是這些人出醜。因此絕對沒有甚麼壓力，也不用擔心甚麼，只要繼續做很多人稱讚的事，又何必怕那些人看不過眼？

M：次文化堂下有幾個標籤，例如四筆象、三隻貓，有甚麼特別意思？

彭：這裡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形象問題，很多出版社也會分好幾個標籤，讓人感覺到這個專門出版愛情小說，那個出版政論；第二點是考慮成本，因為現在的發行公司，無論你出多少本書，結帳也是一個數目。若果分拆出來，便有幾間發行公司結帳，營運方面便會較有彈性，不用給一間公司「攬死」。情況就像我們會給幾間印刷廠印書，避免技術故障延誤了出版。

M：剛提及香港很多事情都依靠大陸，那香港的出版定位應是怎樣？

彭：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現在大陸出品比我們高質素多了。香港已經失去一種競爭力，不論是製作或內容，全部輸掉！例如，你要講歷史，人家成群學者專家；你要講政制，人家可以隨便說，你要依賴人、聽人講，完全迷失了自己，甚至要為了擦鞋而講人家愛聽的話。香港成班廢柴，任何一個環節、範疇都不及人家，只談出版，就沒有一個專業，整盤散沙。在這個剝削、沒有責任的年代，有了問責制就沒有人負責任，以前大學生中學化，現在是小學化，連中文、英文也不懂，何來文化？不讀歷史如何知道自己身份，如何知道自己正在流哪一個文化的血？

要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否則只會是大浪的一滴水，註定被人淹沒。

M：二十年的出版經驗，最難忘的是甚麼？

彭：最難忘的是早兩年過身的余慕雲。他六十歲時，我因為做訪問而結識他。他那時沒有工作，畢生搜集香港電影史料，所以很窮。當他看到一本陳舊的電影雜誌，寧願問人借錢也要購買、儲存起，這些史料現在已捐給香港電影資料館。當年還未有香港電影資料館，他想寫一本香港電影史話，不過無論是靠電影發達的邵氏、嘉禾電影公司，抑或是國際巨星成龍，都沒有回覆他的請求。一個整理了三十年電影紀錄的老人家，倘若「大吉利是」得了個老人痴呆症，這些東西都會失傳，可惜就是沒有人願意給他一兩萬出版。

我很想幫他，雖然整套書出版需要很多時間，但可以由默片時代開始，逐本出版。後來吳昊等人知道這件事，覺得很過份，於是替余慕雲申請了一筆政府寫作基金，讓他完成書籍。這個例子不是我本人的一個好的經驗，但它說明了這個地方有班廢柴當道，他們忘本地打壓你的文化，也不會感恩從電影得到的東西，這就是香港。

M：如何決定那些書不出版？哪些內容不要？

彭：我只有一次不願意替人出書。那人申請了藝發局兩萬元資助，完成初稿後要找出版商認投，希望我幫佢出書。但是他竟然把資助當作自己的旅費。我立即用粗口趕他走，藝發局的錢是公幤，是資助有寫作動力的作者，出版沒有市場但有價值的書籍，他竟然拿去遊玩，實在太沒有責任感。這又反映藝發局十分低能，吔吔烏批錢出些垃圾，每年書展藝發局都有一個攤檔，把它資助的書列出，全部是都是垃圾，這個就是香港。

編輯和出版公司只是接生者，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所以我們隻字不改，不止版權，還有精神。當然，若果作品有違反法例，或最簡單的錯別字，我們會幫你改正。但是我們不會作者的精神，否則所有東西都按編輯意思去做，是不恰當的。

M：那麼我們是否不應該指望政府推出政策去推動閱讀風氣？

彭：政府應該做份內事，我們希望它發展文化，但它卻在管治文化，令文化萎縮。從前港英政府有殖民地政策，但現在回歸了，是否應該有自己的東西？對不起，政府只要聽話的人。

舉個簡單例子，有一年我們出了一本《老咸書》，書展的時候有班人要求我們停售，否則拉人封舖。我告訴他們這本不是咸書，而是研究香港咸書文化的研究品，他們卻自稱不懂文化。這令我很氣憤，政府竟然找一些無文化的人，執行文化的事，是否有病？香港政府就是這樣廢，多年來都沒有進步，從未成立文化局就可想而知。

出版浮世繪
M：你如何看待大集團和小型出版社的分工和交流？

彭：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大集團要兼顧多方面利益，大量計算令它變成同一個模式，所以沒有精采的東西出現。小型出版商自主、有彈性，這才帶動到新東西。在大集團找不到真正的創作自由，比如要你寫人狗戀愛情小說，但終歸是愛情小說，但政治愛情小說，就不可以了。

小型出版可以做好多有理想的事，因為不怕蝕。自主、有彈性，這才帶動到新東西。

M：自資出版這幾年有沒有進度？

彭：誰都可以出書的時候，質素便會很參差。他們把書當卡片派，而不是視文化為事業；幫人出版的又是有缺陷的出版社，純粹為了賺錢，並不專業。最後自資出版社賺了錢，但和客戶的關係便變差了。

M：當出版成為宣傳途徑，是否代表它已走向衰亡？

彭：如果你想練筆便寫Blog吧，何必要印出來？印出來的意義是甚麼？無人答到我。從前沒有網絡，才要印出來公諸於世，為甚麼一定要破壞樹木，搞這麼多事出來？就好像你們這本不好賣的雜誌，印來做甚麼？你們也要反思。

M：有人說過香港出版十年會死，你覺得會更短嗎？

彭：你要搞清楚甚麼是死──是沒有印刷廠，還是文化已死。我敢說只要我彭志銘退休，香港便再沒敢言的出版社。我不是說沒有敢言的人，但敢言的出版社便消失。你說香港有哪間出版社敢言？

M：最敬佩哪個出版界的人士。

彭：台灣的出版小巨人、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過身時不過五十來歲，很年輕。八十年代台灣報禁，因為金庸從前是共匪，不准出版金庸小說。沈登恩為台灣發行了金庸小說，甚至被國家局拉去問話，可惜金庸反面不認人。第二，是沈登恩把台灣的鄉土文學帶出來，現在陳若曦那班大哥，都是由他的名下走出來。甚至乎城邦的詹宏志都是打他們的工。

動盪的八十年代尾，沈登恩想出版一套世界文學名著。雖然那時已有一些訂單，但出了幾本銷情仍不理想。他堅持要把整套書出版，最後蝕了八千萬台幣，一舖清袋。因此他最後的幾年過得很差，一來經濟不好，二來台灣景氣也不是很好，很難去經營。

上面三件事顯出他的勇氣，推動本土文化和出版理念。另外，他多年來奔走華文出版圈，做了很多版權工作，可惜因肝癌過身。很多人看不起他很窮，甚至說他很愚蠢。我很少尊敬人，但很尊敬他。

M：出了這麼多本書，有哪本最滿意？

彭：其實沒有甚麼大的滿意，嚴格來說是《小狗懶擦鞋》，無論是可讀性還是內容，都有質素。另外，即使粗口也好，也是語言的一部份，若果沒有這部份，語言少了一些。起初我也怕低能政府查禁，因此找了文字專家容若、掌故專家吳昊、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來為我寫序，到第四版我再找很多名人推薦。

M：有甚麼書想出而未出到？會介紹甚麼書給年輕人？

彭：香港政府的低能事件。我想在回歸十周年結集成書，出不到的原因是太多，多到寫不完，每天也有更新。根本沒有可能出到，除非是斬件推出。

我只叫你看金庸沒有用，要看每個人的能力和興趣，看有感覺的書，才會有多元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