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運的過去與未來──周奕

訪問：李祖喬
筆錄：周澄
攝影：彼得發條

第一次知道周奕，是大學時期於圖書館無意發現他回顧六七事件的著作《左派鬥爭史》。幾年後的今天，厚達五百頁的《香港工運史》出爐了。在今天反覆強調金融地產和中產家庭的香港，諸如「工人」與「運動」等詞語，總似格格不入。不過，與其說它們不屬於這個時代，不如說我們在發展的步履中過份狹窄、過份善忘。

令人O咀的工運史
年屆七十的周奕，是個緊貼時代的出色自學者。他是攝影專家、書中後記用上潮語「O咀」、筆者訪問前又得知他「email無法upload要拿去整」，彷彿比筆者還要年青。生於三十年代的香港，前後只讀了七年半書。中二於寫字樓工作，開始參與青年運動。「後來參加來工運，也當過工會書記，那時是48-49年吧，十五、六歲。所以我成長正好遇上大時代轉折。」動盪時期，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極少，但周奕自學成才，並加入《文滙報》當記者編輯，負責工農基層。「退休之後，有個出版的朋友認為，現在欠了一本工運史，因此慫恿我寫。但想了良久都無法下筆。」為何？「工運史難寫，是因為一定要有「工運何處去」的結語」。最後閉關了五年，「連老友叫飲茶也不去」，終於完成。

寫史是門學問，需要深厚的知識基礎與整合能力。熟悉工會運動、當過記者、人面廣又有文字功力，並不足夠。但《香港工運史》卻能在方法學上跳出了狹窄的本土視角，把香港社會和工運的起伏，連結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的政治氣候，注意到即使是學院派都往往忽略的面向。「香港史本身很難寫，較好的是蔡榮芳和陳明銶，但整體而言，很多著作都少了橫向連繫，即香港在歷史上跟其它地方的互動」。如此理論基礎從何而來？「毛澤東的《矛盾論》和《易經》的陰陽學說，一定要讀，去看矛盾中雙方怎樣互相鬥爭轉化」。為了寫書，周奕還特地讀了許多世界工運的著作。

坐在《魯迅全集》與《資治通鑑》前的周奕續說：「最初原本想比較學術，但學術著作和通俗著作之間，都是選了後者。一來我沒有學術根基，二來通俗路線讓我可引述不同的小故事。我較擅長寫敘述，同時引述小故事，對讀者也較易明」當過左派記者，對工會野史自是了然於胸。例如蛇宴的源起，原來是生蛇業本為中國賺取外滙的產業，要用盡蛇膽以外的部份，左派工人便想辦法設計精緻的蛇宴賣錢，最後形成傳統；又例如譚耀宗和劉迺強如何分別引入培訓中心和福利社制度，形成今天工聯會壟斷進修中心的市場；還有鄭耀棠為革新極左派、吸納青年而特設的工人歌唱比賽，如何捧出了一個張明敏。「哈，野史有很多，寫不完。很多正史就在野史裡面」。

香港工運的特點與發展
香港首次工人運動出現在十九世紀，是中國現代史上首次工人運動。部份人後來更在大陸四處成立工會，傳授抗爭協商的方式和技巧。但整體而言，香港工運的特殊性是甚麼？「一方面，矛盾並非只限勞資之間，還有一個英國殖民政府。例如省港大罷工，是政治性的，背後有國民黨的政治考慮和支持，令港英有陰影，限制黑社會與工會活動，工會因此只能輕微活動」除此以外，意識型態之分野也有其獨特之處，周續說：「西方的左右派之爭，不涉及你死我活。但香港因國共折射，令工人間仇視很大，政治性強；連很普通的正常活動都當機密，會務做了多少都只限於內部知道，刊物又少。」不過，政治路線之爭，是否意味不同派別對「工運」的手法和目標有分歧？又或者，是否代表香港根本就有不同政治取態和價值追求的工人階級？「我個人的看法是，其實除了政治之爭之外，在福利事務、爭取權益上，大家取向都差不多。如果兩方都只是爭福利的話，不應有矛盾，但雙方都有戒心，而且雙方都希望爭取群眾，不同的政治背景，更是強烈對立，所以傾唔埋」。

順著這條思路，當香港解決政改問題，加上新興行業和工人的出現，是否代表未來有拋開成見、集體行動的可能？周奕保持其書中緊扣全球脈絡的思維，指出工運是世界性問題。根據他的說法，全球工會大體而言的參與率是愈來愈低。美國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都有60%以上，現在只有20%，所以以香港的20%來說算是高。他指：「回顧二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超越了原始積累的階段（編按：原始積累，指資本主義初期「集中財富以提供資本積累」的過程。大量農民被迫離開土地，成為「自由」的勞動力）。馬克思看不到資本主義會自我完善化。現在的資本主義，已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優勢。現在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資本家殘酷剝削的階段，而可以勞資兩利，讓工人有更多生存的權利，同時完善社會福利等等」。

「以前五十年代做工會，真的看盡人間慘事，工人遇上白事沒錢處理，工會也幫忙籌帛金、買香燭。今天，個別工人遇上困難，不一定要找工會。工傷、解僱，可以找區議會、立法會，最壞情況可以申請社署的緊急援助，二、三千元可以暫時解決即時需要。以前甚麼保障都沒有，一定要靠工會，因此，今天工會角色低了。現在最多問題是拖欠工資，三大災區：百貨、飲食、建造業；其他的，企業內部福利較好。」見證整個工人階級史的周奕大抵心情矛盾，既安慰於法律的完善，又不得不見證工會的衰落。「現在勞工法例其實算不錯，現在要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問題，工會的作用在這裡；因為涉及立法過程，工會的職能少了。現在有些老工會，奄奄一息，只是成立了，又不會去註銷，只要每年開次代表大會選理事，依章程報告財政開支就繼續生存，所以很多小型工會存在。香港人比較傾向「埋細堆」，成不了堅強實體」。

工會不應淪為政治附庸
如此看來，今天工運所面對的限制，跟殖民地歷史息息相關。殖民地時代開始改善福利，是否會使集體社會運動愈來愈難凝聚人心？周奕認為，這一方面牽涉社會教育，需要教育團結互助的精神。「以前的社會，培養出參與集體、依賴集體；現時有很多小團體，但社會教育始終不夠」；其次是社會財產和資源如何分配。「現時的已發展國家，透過稅收，除了維持發展，也是發展工人福利事業。香港人較傾向多勞多得，公民意識相對低，民粹容易成為爭取民心的手段，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風氣，也成了工運和社運的問題」雖然身為左派，但周奕也客觀評價歷史「港英管治是真的一流，特別在於程序、認真，相對澳門便看得到」當然，殖民時期的黑暗手法有很多「我下本書便會寫六七暴動時赤柱「YP仔」(young prisoner)的獄中見聞和活動，當中的人現在還活動中，已屆退休年齡，他們在獄中有學習和組織起來，想寫一本有關的紀錄。從前國內有本書叫《紅岩》講及國民黨地下集中營，這本書寫成可能是「香港紅岩」」

雖然《香港工運史》像字典一樣厚，但周奕認為，自己彷彿無法回答「工運何處去」的問題。「並不滿意，覺得不太周到，最好成立一個研究小組而非單打獨鬥；我去問工聯會意見，也不是得到太多反應。」答案或者無法得到，但周奕成書的更大意義，大抵在於其一再重申的「工人利益」：「甚麼政黨執政，工會都應該要維護權利，而不是淪為政治附庸」。

編輯：李祖喬

關於周奕
廣東中山人，1933 年香港出生。戰前家居九龍深水叅荔枝角道，曾入讀南華中學附小及中華中學附小。香港淪陷後，舉家移居越南，入讀海防華僑中學附小、西貢廣肇中學、西貢中山中學及嶺南大學安南分校等校。

1947 年回港，任會計練習生，後任五金工會書記及《文滙報》記者。退休後主理海鷗攝影
會，後專心研究香港歷史，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及《香港英雄兒女──東
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