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菜園村及新界東北計劃下村民的抗爭能夠讓市民對於新界的土地發展情況多了些興趣，但對許多人來說，新界仍然只是一個充斥著水塘、原居民、郊野公園、新市鎮與寮屋等人事物的地方。新界就像廿一世紀仍然未被理解的新大陸一樣，當中地名仍 然是掌門人節目主持玩弄嘉賓的材料。對於理解現時新界土地發展方向的急遽轉變、對於長期與世無爭的新界禁區要進行開放、長期與內地連接的沙頭角政策卻要保留封閉的邊界，對 於未來十年將會因加速發展而衍生那形形色色的家園抗爭，我們必須重返新界的土地發展史作為基礎理解且別無他選。
土地制度的潘朵拉盒子
除了老土正傳示範了敘述一種官方和諧版的香港土地史，鄉議局為原居民剪裁了一套在殖民地時期被侵害及有鄉土情結的新界歷 史，李金鳳在《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一文中論及新界土地史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打開它卻是大量亂糟糟的、沒有嚴謹處理過的土地問題。
除了在二十世紀初將永久業權(freehold)轉成官地租權(leasehold)這 種所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新界原有生活模式的說法，背後還涉及測量登記土地時把無人或未能在申述期認領的大量新界土地全都充公為官地，以及開始對於當地地稅的徵 收。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新界聯村武裝「起義」事件，以 對抗殖民地惡法所帶來的土地商品化，直接成為了港英政府開始照顧原居民利益及建立間接管治體制的原因，亦是鮮有出現於港英政府的歷史詮釋裡。對確認原居民地位這結果，通常的解釋會將其當作宗主國的文明任務，即 殖民是為了讓文明散播開去，因此對殖民地的原住民要有關懷這類道德理性的發明。當然，「起義」也是鄉議局避重就輕的史料一則。
新界土地制度的基本確立當然不會是新界歷史的全部，至今還是乏人經營的，是「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遭遇的辛酸史。他們不同籍貫，許多因國內政治動盪，陸續於50-60年代在新界開墾被港英政府侵占的「官地」、或者租借原居民及地主棄耕的農田，以米擔作租賃，刻 苦地在亞熱帶氣候的土地上以他們籍貫的農耕方式種田生活。相對於當時不少原居民放洋海外「洗大餅」，現時仍然有許多非原居民在荃灣、古洞、錦田、粉嶺北等地在默默生活，更是將其生活扣連土 地，更是得不到土地制度對其家園的保障。當中涉及許多被遺忘的衝突 與清拆片段，如因整治梧桐河而逼遷兩旁寮屋，最後出動防暴警察催淚彈收場的石湖新村 事件，至今只留下YouTube 一條短片，又如90年代初港英政府要整頓禁區寮屋 (主要為鹽寮下村及菜園角村2200多戶)將非原居民大規模搬遷至沙頭角邨的重置，也毫無基本資料可探，這都顯示非原 居民在新界土地發 展史中的缺席。
戰後新人類計劃實驗室
新界除 了被看作潛在躁動的火藥庫，他在戰後還是製造本土「類公民」(quasi-citizen)的 實驗室。
不論是以往左翼先鋒Manuel Castells論述香港當時政府透過建立集體性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公屋計劃來使廉價勞動力供給位處鄰 近的工業資本變得可行也好， 還是人類學家Alan Smart 對石峽尾大火這個疑似港英政府縱火 的計劃背後一直所希望透過公屋規劃來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也好， 我們均看到50-60年代對於開拓新界土地作新市鎮(New Town)的 想像在70年代港督麥理浩上任的前後得到大規模的實現。沙田 與屯門兩個新市鎮雙生兒，參與了第一波在新界的土地侵蝕， 以滿足當時急需將市區密集的不安人口「去中心化」的管治考慮及實驗。於是，以往要乘「嘩啦嘩嗱」進入沙田這個還是古色古香的農村，頃 刻已穿過獅子山隧道直往九龍市區。
大量現代主義理性規劃在新市鎮的引入，營造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生活環境，隔絕了以往左右之間的對立，在大會堂舉行的活 動成為了「公民」的公眾參與。在此生長的人口，開始不再根植於本地或祖籍的歷史淵源，香港/新市鎮成為了他們的「家」，家庭及個人發展成為了追求理想的新起 點[vii]。這 些轉化發生的場境——新界——成為了既往殖民管治實驗裡一個解決空間(solution space)。在新市鎮模式被廣泛確定為「成功經驗」後，亦開始 在70-80年代期間大規模在新界複製，於元朗、大埔、上水粉嶺、葵青等地區，數據基本上反映2000年已有近半人口轉移至新界，這種殖民規劃 (planning)與 種植(planting)的同義獲得充分的印證。
八十後新經濟戰略
的確，新界位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前沿，新界在回歸前可以籠統理解作緩衝帶(Buffer Zone)，在物理空間上隔絕共產主義的滲透。然而，一種商業/資 本的邏輯成為無懼的先行者。名為加拿大海外發展公司在文革最熾熱的七十年代中得到當時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格外的政治恩典，在眾多規劃專業及環保人士的不滿下，批准將新界西北一大片的濕地魚塘填平為錦繡花園(Fairview Garden)，遠眺后海灣彼岸的政治局面。從此以後，市 區的地產商才意覺到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玩意，於是開始大規模進行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以數毛錢一呎的賤價及各種收地方法(有如趁年輕人出城時找老一輩商談賣地)吸收魚塘與農地，令許多已賣去土地的(非)原居民 至今仍然懷恨在心。
這種商業投機結合新界規劃配套的行徑，就成了我們現今日常斑駁的那些「官商勾結」的雛型。天水圍、大埔康樂園、愉 景灣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前後發展商在新界大 快朵頤的巨型豪宅項目。這些在八十年代以後被稱為「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新)模式，象徵著土地投機及「規劃配 套」的邏輯正式進駐新界，並且在回歸後仍 然得到晦明晦暗的發揮，如當今正被發展商「三家分晉」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裡的粉嶺北。
官商配合與勾結之別，在於當中規劃論證過程是否帶有認受性。而令人感覺差劣之部 分，就是在合理化那些新界規劃的過程中人 口需求方面的連番說假。在資本主義規劃裡強調的是需求，人口增長成為了當時包裝內含豪宅項目的新界發展之最佳理由。尤其是回歸前後的那些年來，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的效 力消除，政府曾經有一張駭人的地圖，全面地呈現了新界所有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出來，但用以合理化這些未來土地發展的，竟是一些誇張的人口估算，在1998年 形容香港在2012年將會有830萬人口，於是「為了滿足人口的需要」，便開始全面發展新界為住宅區，新界東北規劃工程就是因此而起。07年 此計劃看到幾年後努力催生也無法交數，於是又在09年說2030年香港人口將會有840萬， 重推新界東北新市鎮上馬。但零九年人口增長只37 500人，要在20年內催生130多 萬新人口，仍然是非常操勞的事。借用女性主義的角度視之，新界就好像成為了一個滿足生育的場所，她並無自存的主體，沒 有耕地農田沒有既有價值，不能自給自足，是依附城市的從屬。而這種思考，成為了當今支援新界土地的交易邏輯背後最為揮之不去的暴力狂想。
未來還看「通勝」
新界以 往曾被看作火藥庫、實驗室及(投機者的)「大塊田」，這些說法都要在當下融合的世紀再重新思 考。智經有關深港融合的研究報告成為了新界發展的通勝。[xi]在 報告當中，新界已經被稱為具國家戰略性意義，並且已為河套、禁區及新界不同地方提出很有可能是權威性的描述。看倌欲知後事如何，要看未來融合進路，而這又是另一場新的土地演義了。
土地制度的潘朵拉盒子
除了老土正傳示範了敘述一種官方和諧版的香港土地史，鄉議局為原居民剪裁了一套在殖民地時期被侵害及有鄉土情結的新界歷 史，李金鳳在《淹沒在集體回憶的忘卻》一文中論及新界土地史是一個潘朵拉盒子，打開它卻是大量亂糟糟的、沒有嚴謹處理過的土地問題。
除了在二十世紀初將永久業權(freehold)轉成官地租權(leasehold)這 種所謂基本上仍然保持了新界原有生活模式的說法，背後還涉及測量登記土地時把無人或未能在申述期認領的大量新界土地全都充公為官地，以及開始對於當地地稅的徵 收。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新界聯村武裝「起義」事件，以 對抗殖民地惡法所帶來的土地商品化，直接成為了港英政府開始照顧原居民利益及建立間接管治體制的原因，亦是鮮有出現於港英政府的歷史詮釋裡。對確認原居民地位這結果，通常的解釋會將其當作宗主國的文明任務，即 殖民是為了讓文明散播開去，因此對殖民地的原住民要有關懷這類道德理性的發明。當然，「起義」也是鄉議局避重就輕的史料一則。
新界土地制度的基本確立當然不會是新界歷史的全部，至今還是乏人經營的，是「非原居民」在新界土地上遭遇的辛酸史。他們不同籍貫，許多因國內政治動盪，陸續於50-60年代在新界開墾被港英政府侵占的「官地」、或者租借原居民及地主棄耕的農田，以米擔作租賃，刻 苦地在亞熱帶氣候的土地上以他們籍貫的農耕方式種田生活。相對於當時不少原居民放洋海外「洗大餅」，現時仍然有許多非原居民在荃灣、古洞、錦田、粉嶺北等地在默默生活，更是將其生活扣連土 地，更是得不到土地制度對其家園的保障。當中涉及許多被遺忘的衝突 與清拆片段，如因整治梧桐河而逼遷兩旁寮屋，最後出動防暴警察催淚彈收場的石湖新村 事件，至今只留下YouTube 一條短片，又如90年代初港英政府要整頓禁區寮屋 (主要為鹽寮下村及菜園角村2200多戶)將非原居民大規模搬遷至沙頭角邨的重置，也毫無基本資料可探，這都顯示非原 居民在新界土地發 展史中的缺席。
戰後新人類計劃實驗室
新界除 了被看作潛在躁動的火藥庫，他在戰後還是製造本土「類公民」(quasi-citizen)的 實驗室。
不論是以往左翼先鋒Manuel Castells論述香港當時政府透過建立集體性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公屋計劃來使廉價勞動力供給位處鄰 近的工業資本變得可行也好， 還是人類學家Alan Smart 對石峽尾大火這個疑似港英政府縱火 的計劃背後一直所希望透過公屋規劃來管治殖民主體各種生活領域也好， 我們均看到50-60年代對於開拓新界土地作新市鎮(New Town)的 想像在70年代港督麥理浩上任的前後得到大規模的實現。沙田 與屯門兩個新市鎮雙生兒，參與了第一波在新界的土地侵蝕， 以滿足當時急需將市區密集的不安人口「去中心化」的管治考慮及實驗。於是，以往要乘「嘩啦嘩嗱」進入沙田這個還是古色古香的農村，頃 刻已穿過獅子山隧道直往九龍市區。
大量現代主義理性規劃在新市鎮的引入，營造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生活環境，隔絕了以往左右之間的對立，在大會堂舉行的活 動成為了「公民」的公眾參與。在此生長的人口，開始不再根植於本地或祖籍的歷史淵源，香港/新市鎮成為了他們的「家」，家庭及個人發展成為了追求理想的新起 點[vii]。這 些轉化發生的場境——新界——成為了既往殖民管治實驗裡一個解決空間(solution space)。在新市鎮模式被廣泛確定為「成功經驗」後，亦開始 在70-80年代期間大規模在新界複製，於元朗、大埔、上水粉嶺、葵青等地區，數據基本上反映2000年已有近半人口轉移至新界，這種殖民規劃 (planning)與 種植(planting)的同義獲得充分的印證。
八十後新經濟戰略
的確，新界位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前沿，新界在回歸前可以籠統理解作緩衝帶(Buffer Zone)，在物理空間上隔絕共產主義的滲透。然而，一種商業/資 本的邏輯成為無懼的先行者。名為加拿大海外發展公司在文革最熾熱的七十年代中得到當時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格外的政治恩典，在眾多規劃專業及環保人士的不滿下，批准將新界西北一大片的濕地魚塘填平為錦繡花園(Fairview Garden)，遠眺后海灣彼岸的政治局面。從此以後，市 區的地產商才意覺到這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玩意，於是開始大規模進行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以數毛錢一呎的賤價及各種收地方法(有如趁年輕人出城時找老一輩商談賣地)吸收魚塘與農地，令許多已賣去土地的(非)原居民 至今仍然懷恨在心。
這種商業投機結合新界規劃配套的行徑，就成了我們現今日常斑駁的那些「官商勾結」的雛型。天水圍、大埔康樂園、愉 景灣等等，都是八十年代前後發展商在新界大 快朵頤的巨型豪宅項目。這些在八十年代以後被稱為「公私營合作」的土地發展(新)模式，象徵著土地投機及「規劃配 套」的邏輯正式進駐新界，並且在回歸後仍 然得到晦明晦暗的發揮，如當今正被發展商「三家分晉」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裡的粉嶺北。
官商配合與勾結之別，在於當中規劃論證過程是否帶有認受性。而令人感覺差劣之部 分，就是在合理化那些新界規劃的過程中人 口需求方面的連番說假。在資本主義規劃裡強調的是需求，人口增長成為了當時包裝內含豪宅項目的新界發展之最佳理由。尤其是回歸前後的那些年來，限制回歸前土地發展數量的效 力消除，政府曾經有一張駭人的地圖，全面地呈現了新界所有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出來，但用以合理化這些未來土地發展的，竟是一些誇張的人口估算，在1998年 形容香港在2012年將會有830萬人口，於是「為了滿足人口的需要」，便開始全面發展新界為住宅區，新界東北規劃工程就是因此而起。07年 此計劃看到幾年後努力催生也無法交數，於是又在09年說2030年香港人口將會有840萬， 重推新界東北新市鎮上馬。但零九年人口增長只37 500人，要在20年內催生130多 萬新人口，仍然是非常操勞的事。借用女性主義的角度視之，新界就好像成為了一個滿足生育的場所，她並無自存的主體，沒 有耕地農田沒有既有價值，不能自給自足，是依附城市的從屬。而這種思考，成為了當今支援新界土地的交易邏輯背後最為揮之不去的暴力狂想。
未來還看「通勝」
新界以 往曾被看作火藥庫、實驗室及(投機者的)「大塊田」，這些說法都要在當下融合的世紀再重新思 考。智經有關深港融合的研究報告成為了新界發展的通勝。[xi]在 報告當中，新界已經被稱為具國家戰略性意義，並且已為河套、禁區及新界不同地方提出很有可能是權威性的描述。看倌欲知後事如何，要看未來融合進路，而這又是另一場新的土地演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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