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 13 -俯瞰與越境：日本鐵道史的社會學想像

俯瞰與越境：日本鐵道史的社會學想像
張彧暋


一般人不太懂社會學是什麽，每逢招生日之類的活動，系内師生都有該如何向一般市民大衆説明何謂社會學的煩惱。遇上正在選科的「顧客」提出這個理所當然的問題，我就會反問：「那你認爲何謂社會學呢？」學生就會抱懷疑態度答：「研究社會？」「對啊，就是研究社會。」「那具體來説，研究什麽？」「社會上所有制度的成立與後果」「哪即是什麽？」「經濟、政治、心理、商業、城市、家庭、教育、組織……」這時候，有慧根的同學會有興趣問：「那你研究什麽呢？」「日本鐵道史」。如果時間許可，那我就會說說日本人如何透過建立火車，去搞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國族主義、媒體、文學、動漫畫……端視乎對方喜歡錢、權力還是感情，情況跟給與嬰孩一些物品，看看他喜歡什麽去猜測他未來的興趣。

個人認爲，以上對話總括了社會學（及類似的學科如人類學、歷史等）一些我認爲相當重要的特質。社會學以問題、興趣為出發點，多於灌輸既定的理論、知識、方法。以我自己為例，「爲何研究日本火車？」就是最常踫到的問題。而要回答爲什麽會找上日本鐵道史作論文的研究題目，可能只是一種緣分。

跟鐵道的緣分

「社會」兩個字的意思，其實就是「緣份」。研究鐵道史，如果勉強要找理由，可能因爲我小時喜歡火車模型，或者因爲我幾嵗的時候，曾經住在東京，一個叫江古田的地方。名字聽上去很鄉下，但其實是從池袋坐西武池袋線，三個站就到的地方。江古田是那種相當「日本feel」的小社區：一個小車站，有個跨綫木橋。圍着車站有很多小路，而且總有幾所彈珠機店。你可以想像，一個小朋友隨家人公幹到東京，是多悶的事情，平常最喜歡的就是一個人看火車地圖，而最高興的莫過於假期隨家人坐幾個站火車到上野或者後樂園玩。火車對我來説，就是跟外邊世界溝通的媒體、橋梁。

上大學主修哲學，平常空閒得很，除了讀日文、玩《電車GO》，就找相關火車資料來看。大學時代第一課日本社會導論，就以日本火車為發表題目。大學第一、二年暑假到日本搭火車旅遊固然是一種重要體驗，但最偶然的還是當年日本電影《鐵道員》上映，人在京都，便走到車站戯院觀看。那個時候我的日文不濟，聽不懂對白，但電影中高倉健所扮演的鐵道員背後所呈現的心像風景，有種莫名的力量，震撼心靈，旁邊的日本觀衆紛紛哭成淚人。究竟爲什麽，只是電影頭幾分鐘的火車行走片段，鐵道員在冰天雪地的月臺守候，爲什麽就能如此動人心弦？而我自己的研究日本鐵道史的歷程，就是要回答，爲什麽鐵道能感動人（至少是日本人）的問題。

我無意在這裡把論文的「答案」告訴讀者，我反而有興趣告訴讀者，我的問題如何來？我如何找尋知識、如何走出自己心中的道路？或者：我們爲什麽要知道？


「越境」的智慧

社會學有一種「越境」的智慧。社會學者在找尋答案的時候，有時候需跨過不同地域文化去比較，或者從過去歷史個案入手，以至參考不同的學科的思考框架。我在決定研究這個「鐵道員爲什麽能感動人」的問題，最初從人類學出發。事實上人類學是西方的日本研究學統，會選「文化」作爲思考框架，想來也無可厚非，但學科研究的提問方式不同，結果碩士研究反而以「日本鐵道迷與上班族的生活意義」作爲研究對象。無論如何，研究日本這個「他者」，學懂訪談與田野觀察的技巧，比對自己與自己身處的社會。文化越境所帶來的啓示，其實都是社會與人文學科一種無可代替的智慧。

除了地域文化的「空間的越境」，也可從過去歷史，進行「時間的越境」，對比當下。我主要以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框架繼續追問的時候，發覺如果不以文化解釋當今日本鐵道信念，自不然走到歷史去追問制度起源。美國社會科學，往往有一種迷信，認爲「科學的比較」，目標是用正確的「方法」，可以得到用到所有歷史、社會的統一「理論」。可是，我說的「比較」，毋寧是透過追溯制度歷史，作一種意義的對比、相對化。我喜歡吃吉烈豬扒，發現你竟然吃魚生，就能立刻發現自己相信的，不一定是世界的全部。社會學「越境」的目的，是要看穿迷信，也就是社會學強調的拆解謎思，看穿自己信了什麽而不自知。

我在閲讀日本鐵道史的時候，我發現過往日本學者的最大盲點，就是沒有質疑過鐵道是有用的這個信念。而要看穿這是一個信念，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頭幾年在讀鐵道史的一些經典研究書的時候，可謂悶得發慌，一心想找到人們對火車的文化意義為何的時候，所得的資料與研究，好像與自己的目標無關。明治時期全是火車股票價格的討論、大正則變成政客醜聞、昭和前期則是天皇出巡資料…

我發現自己對鐵道研究的執迷，倒反成爲自己看不清問題的原委。在思考的過程中，除了社會學，我也走去八卦政治學與歷史學做什麽，在偶然（緣分！）下讀了中國商業史、西洋國族研究的東西，讀的時候沒有考慮過對自己論文有沒有幫助，但大都成爲一種助緣。舉一個例子：我發現，明治時期還沒有現代意義的資本家，而建設火車，就需要龐大的資本，這必須要有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支持。
關鍵問題是，究竟人們是因爲知道火車有用所以才去收集資本，還是因爲剛冒起的資本家要透過股票市場炒作消息賺錢而去倡議火車建設？當時的人們，並沒有一套今天的經濟語言，去合法地談論這些類似今天金融海嘯問題。明治的中後期，鐵道國有化成爲當時政府與資本家最喜歡談論的問題，原因只是政府必須擺平那些因鐵道公司股票虧本的資本家，表面討論火車用途，實際是要應付金融危機，但後果就是製作了大量關於鐵道如何有利國家發展的言論，而這些信念又再影響人們繼續去建設鐵路。

因此，我的明治鐵道史研究，一開始就變成日本資本與金融史的閲讀過程。而在往後不同的歷史時期，鐵道被不同的社會人群，重重復復地拿來當作一個公共議題去討論，但背後的利益、權力、感情卻相當不同，也牽涉到從民主主義到國族主義的討論。也因此，研究一次鐵道史，結果也就了解現代日本經濟、政治、宗教以至旅遊各種制度的歷史。這種跨時代、跨學科的探究，就是我所說社會學的一種「越境」特質。


「俯瞰」的風景

社會學另外要面對的難題是，既然人人也懂得在社會生活，那何需學者説明？在社會學傳統，韋伯（Max Weber）這位幾乎所有社會的所有制度都想涉獵的經濟史學者，倡議的正是上述「越境」的認識，從比較不同文化、歷史、學科去認識不同人們對事物的不同社會意義、歷史緣起與社會後果，所講求的，是意義與社會信念的相對化，破解迷信。在社會學統的另外一端，則是凃爾幹（Emile Durkheim）所講求的「俯瞰」的風景。他最有名的《自殺論》，提出的正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的考量，意思是就算人們在沒有意識到而不自知的情況下，還是有客觀事實可尋。簡單來説，就是自殺的人只會考慮自己，但從社會學者的俯瞰視野下，自殺率卻有其統計上的可預測性。我不認爲只有透過統計學才能擁有俯瞰的視野，關鍵問題是你有多意識到自己的認識的局限性。

制度就是要人遺忘自己的原初目的，以爲自己所想的就是事實的一切，失去了俯瞰自己身處環境的高空視野。在我自己的鐵道史研究中，進入日本大正時期，我發現資料與研究大都談論當時新出現的民主選舉制度。可是，這種新興選舉制度，頗像今天的「區議員蛇宴活動」的利益誘導，爭取選票。不過當時候的日本政客，主要以鄉間地方勢力為對象，大搞「地方鐵道建設」活動。看史料的時候，大家都很拼命的訴説鐵道對國家與地方建設的用途，但無論爲了選票政客，還是不斷爭取火車的地方選民，就是從沒有去質疑建火車的用途。

如果採取俯瞰的視野，那麽你可以說，這些政客鄉民，其實不斷透過火車建設，強化對新出現的民主政體的信念，並將這些政治感情具現化，並落實到一些實際的經濟基礎建設。政客提倡建設地方火車，鄉民不斷陳情請願，都是一種政治儀式，令大家相信自己參與在這個民主國家中，而民主就是世界的最新潮流。火車當然變成一種圖騰，能集合各種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時局不安，並將這些無而名之的集體感情，化作一種行動的目標。人們不一定意識到我所詮釋的意義，但社會學採取的俯瞰態度，能作抽離的觀察，倒是能道出一個高空的角度，提供新的解讀可能。

韋伯認爲，人們總是為價值而行動，也因爲不同的意義而對世界有不同的認知；而凃爾幹則俯瞰蒼生，總認爲人們不一定能清楚認清自己身處的境地。如果把前陣子香港高鐵爭議，用上述越境與俯瞰的社會學想像解讀，那麽我們可能說這不單是支持或反對的問題、或者經濟與地理的技術討論。或者，問題不是火車本身，而是看穿人們透過火車，表達什麽社會上無以命之、難以表達的集體感覺？（參考：《祭鐵道文：寫給2047的歷史學者》2010年1月16日《明報》）

張彧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