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莫坤菱
編輯／黃愛華
藝術和政治之間關係從來複雜又微妙。最近艾未未「被失蹤」成為一班本地藝術家走入社會運動的觸發點，塗鴉少女的鋌而走險喚起了公眾對維權人士及言論自由的關注，藝術公民上街各師各法表達對社會的意見。然而，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並不只限於個別的社會議題，有些藝術家就選擇以藝術創
作，擔當走進群眾、衝擊制度的媒介。藝術家、藝術作品、社會與政治之間的連繫，令我們進入一連串的思考：為甚麼藝術家會選擇創作社會性或政治
性的作品？藝術是否一定包含政治？當藝術家選擇了以創作呈現他們的思想，他們對社會、對政權的意見，是否真的能夠在建制外製造一些聲音呢？盧鎮業、丸仔及盧樂謙（H i m L o）都是香港年輕的藝術家，三位藝術家擁有不同的背景及創作經驗，但他們的作品都同時擁有強烈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清晰地呈現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他們的創作形式、風格、關心的議題或許不同，對自己的政治藝術也有不一樣的解讀，但重要的是他們同樣堅持透過藝術回應社會。
政治藝術 異曲同工
藝術家敢於在創作中加入政治元素，他們創作的方式和原因或許有所不同，但都是異曲同工，同樣是對社會、對政治的表達，同樣令觀眾從另一個角度
了解社會議題。盧鎮業擔當政治電影或短片的導演，以紀錄片《那年春夏之後》於去年的香港獨立電影節成名， 今年再與麥曦茵合力創作《香港愛我》，都是希望推動大眾參與，引發更多的關注和討論。他一臉熱誠地說：「我覺得藝術創作，作為介入政治的方法，與我們平時寫文和討論無異，不過這種方法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比較容易入口，可以令人思考。我希望觀眾可以透過我的作品有一種政
治覺醒，就好像放一顆種子在群眾裡一樣。我認為藝術作品並非只告訴你社會的情況， 而是發問的過程。這種方式與行為藝術或c o n c e p t u a l a r t有點相
似，藝術家都透過自己比較熟悉的語言，在觀眾之中帶動討論，重點不是觀賞作品，反而是討論的過程。」
從劇場出身的丸仔， 自2 0 0 0 年紀念六四開始表演行為藝術，事實上他自大學時代便一直關心社會，他亦因而利用藝術這媒介表達對社會的關心。每年
六四及七一，他都會表演行為藝術；由0 7年七一遊行開始，他更每年畫一把白傘，寫上他對一些社會議題的看法，撐著遊行；概念也會隨著時間而豐
富。他關注的議題很廣，例如就居港權問題，他發表了《微熱》：「我在身體上鋪上棉花、紗布和冰來種豆，含意是用體溫融化冰塊來灌溉幼芽，但豆芽真的就紮根在身上了嗎？這恰恰象徵著外來居港人士的處境。」丸仔指自己的表演方式，其實都屬於無甚藝術性的表演， 對他來說， 行為藝術只是T i t l e，是一套表達自己的方式，以行為藝術表達對社會的意見，主要是源自心裡一團不吐不快的火，和對社會上一些事件的回應。「例如我很認同最近西洋菜街一個『反國保運動』，便發表一個作品以示支持。這同時是一個平台，七一遊行就是因緣際會，讓我發表作品的機會。」
H i m L o同樣是行為藝術家，他開初是畫家，風格接近a c t i o n p a i n t i n g ， 後來踏上行為藝術的路， 全都源自他對社會的一份關心。當他找到需要受關注的
社會議題，他會選擇直接用身體去表達：「對我來說，畫畫和行為藝術都是同一樣東西，只是述說不同的內容。所以，當我選取不同的題材，就會用不
同的方式去呈現和表達。例如，我有個行為藝術的作品是關於住屋問題，表達這一代很難置業，於是我撿一些紙在崇光門口建屋。即使這個意念能夠用
紙筆繪畫出來，始終不能像行為藝術般確切地表達當中含義。行為藝術在社會議題的表達上效果較好，例如關注住屋問題這類整個社會的問題。如果單單畫一幅畫放在展覽館裡展出，觀眾就只限於到訪展覽的人；如果在街上做一些行為藝術，觀眾就是街上的群眾，切入點和影響力已經會較大。」他創作社會性的作品， 最希望是做好「承傳」的工作，他有份策劃的《這一代的六四》，正是為了讓
下一代認識六四真相，以支聯會燭光晚會以外的角度切入，用一個有趣的方法表達對六四的想法，豐富六四論述的內涵。三位藝術家創作人在藝術的表達上各有各方式，各有各特質，各自各精彩，但都同樣展現出對社會的執著和承擔，同樣期盼以藝術回應社會。
藝術觸碰政治：無可避免
藝術家對帶有政治議題的創作都會抱持不同的態度。有人會選擇將藝術去政治化；H i m L o則認為政治表態取決於個人：「我認為這是視乎藝術家的個
人選擇，不過我覺得創作藝術，重要的是要關注自己，而在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要關注和思考身邊生活的環境。處於香港的環境中便一定會觸碰政治，只不過做不做，便要視乎藝術家的取材，我自己就選擇了這種表達。」由手執畫筆到用身體作行為藝術，H i m L o希望以更多方式表達對社會與政府的想法，他表示會多嘗試直接的街頭行為藝術，讓觀眾更了解他創作時的情緒和思考。
丸仔也認同藝術家並沒必要參與政治或社會。是否參與社會，取決於他們作為一個人、一個公民，自身是否關心社會： 「藝術只是一種媒介、一種能
力，農夫有訴求表達的話可以選擇耕田。藝術能容納很多創意和可能性， 以及不被建制所理解的態度，令社會運動更多姿多彩，參與者也會處於一個
有趣的位置。」
盧鎮業就認為，藝術本身就應抱有反建制的色彩，他分享道：「我不否認有些藝術家認為藝術本身便是藝術的目的，但對我而言，若我將藝術視為回應
社會的一種語言，我沒理由將它撇除於政治之外。尤其香港的地域性在中國之中十分重要，在公民社會的先鋒位置甚至能讓大陸的人接觸民主。若然我們有能力去做帶有社會性的藝術或電影，就有責任去做。」他們都不約而同點出了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連結，說明藝術是一個能有趣地介入社會的媒介，亦在某層面上無法與政治割裂。
藝術是主體還是手段？
對三位藝術家來說，藝術與政治或社會之間都擁有著一種特別的聯繫。然而身為藝術家，在創作不同的作品時，究竟藝術是主體、是目的，還是它只純粹是手段？對盧鎮業來說，政治才是他的主體，他認為：「假如我不懂電影，我依然會用其他方法講政治，總之有些東西不能不說。因為我開始關心社會議題的時候，已經在讀電影了，所以自然地我選擇了較熟悉的方法回應社會。」
但對於H i m L o來說，身為藝術家，藝術才是他的主體： 「要劃分社運人士與藝術家的角色是很困難的，但其實亦沒有劃分的必要，因為藝術是我的主體，所以一直以來我都選擇以創作去表達對社會的看法。」藝術是主體， 還是社會是主體？ 這是H i m L o時常反思的問題：「藝術家常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遇上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很想抒發自己的意見，卻不知該用甚麼身份介入。我覺得藝術家是應該用藝術作品去表達意見， 我不否認我們可以參與社運，但對我來說，我會希望將自己定位在藝術創作方面。」
丸仔則認為，他很難清楚劃分藝術與政治：「我不能清楚指出哪樣才是主體，但我認為我的藝術作品貼近生活，而我的生活會關心社會。如果我不認識
藝術，可能我不會參與社會運動，藝術給予我一個參與的位置。同時，我又不能只從事藝術創作而不關心社會問題，對我來說，藝術是一個方法又或是
一個媒介。」或許，每位藝術家對藝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解讀，但他們都在各自的定位中探索政治藝術的更多可能性，如盧鎮業所說，他
不是要做唯一一個拍政治電影的人，他是希望大家都透過自己的方式去關注社會。
期盼藝術創作更百花盛放
當藝術與社會有著無法分割的關係，當藝術家嘗試將創作帶入公共空間，當藝術家自覺地參與社會運動，藝術就彷彿凝聚了巨大的力量，嘗試逆轉社會中普遍市民的政治冷感。面對香港的藝術前景，原來三位一點也不悲觀， 更各自抱著一些期望。H i m L o 最希望香港人會用藝術去表達自己所想， 他認為藝術公民令政治生態有正面的改變，五花八門的創作讓遊行表達更多元、更立體，年青人對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亦很受落。他認為像藝術公民這種平台，可以籌備一些與生活政治有關的工作坊，例如可以策劃一些創作遊行橫額的工作坊：「我覺得遊
行不一定要用大聲公、不一定只會抬棺材，藝術家可以將藝術的元素加入社會運動裡，豐富創作的內涵。」
丸仔也不約而同地認為，現時的政治環境正好造就更多不同種類的藝術：「我看好現時香港的藝術環境，正如中國歷史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混亂也最百
花齊放，對現實愈多不滿，藝術創作空間愈多。例如艾未未事件觸發了藝術公民開始介入社運和關注社會事件；而菜園村問題的浮現，擴闊了社會的想
像，揭示了另一種價值觀的可能。當然，悲哀的是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和精力關心所有社會議題。」
盧鎮業則期望，香港人能更意識到自己應有的公民權利， 走前一點， 對身邊的人更關顧和更有同理心：「很多公共政策不單直接影響相關的人，總有
一天也會影響自己，所以我們必須站出來發聲。」而他對自己亦有期望：「我想自己繼續拍作品，不要忘記自己開初創作最想講的信念，因為我覺得創作應該滿足的第一個人一定是自己，如果要取悅觀眾而失去了自己這個觀眾，我認為是失敗的，我希望自己能夠記住這種心態。」
呼叫，是公民責任
在這爭奪論述的年代，在這地域空間充滿獨特性的土地上，有藝術家選擇「擦邊球」的創作，有藝術家依舊抱著「大無畏」心情繼續發聲，有藝術家對政治「敬而遠之」。無論用甚麼心態對待藝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清楚不過的是，藝術根本沒可能完全「去政治化」。當這邊廂你願意在藝術中妥協不談政治，那邊廂七一遊行差點就不可以使用樂器，藝術創作彷彿是道防線， 也是表達訴求的重要媒介。當創作的空間和權利都被剝奪時，誰還可以從政治裡逃脫？鼓勵抗爭，或是說明政治與藝術的關係是必然與否，都並不重要；最重要是當清楚甚麼
是寸土必爭時，請用藝術語言行動或任何形式道出你最懼怕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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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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